章五十四 (第7/9页)

少。

    实地清理丈量土地，定为等级。

    所造的经赋册，以八个方面确定税粮：一是元额稽始，二是事故除虚，三是分项别异，四是归总正实，五是坐派起运，六是运余拨存，七是存余考积，八是征一定额。

    又用八个方面考核里甲：一是丁田，二是庆贺，三是祭祀，四是乡饮，五是科贺，六是恤政，七是公费，八是备用。

    用三个方面决定平均徭役：一是银差，二是力差，三是马差。

    定著作为条例。

    征一，是指总征银米的总数，而计算田亩平均输缴赋税。

    那些按田地类别、等级确定的赋税标准最重和最轻的，稍以消耗增减改动。

    重的不能全部减，只是递减耗米，派入轻税折除，暗中予以减轻。

    轻税不能增加，为征收本色，递增耗米加乘，暗中予以加重。

    推算收税乏法，以田地为母，人户为子。

    当时富豪之人多阻止其提议，只有顾鼎臣认为好，说：“这个税法一实行，我家增加一千石税，然而贫民却减轻一千石了，不能改动。”但是当时，皇上不能碱损赋税数额，官吏私下以个人的想法变通。

    因此官田不至于偏重，而民田的赋税反而增加了。

    当时又有纲银、一串铃等法。

    纲银，是举民间应服役的岁费，丁四成粮六成总征收，易于理解而不繁杂，犹如网有纲。

    一串铃，则是合收分解法。

    从此民间交纳赋税，只收本色和折色银了。

    这时天下的财赋，每年纳入太仓库的二百万两有余。

    旧有制度以七分作为国家的经常用费，而存积三分防备兵灾和歉收，作为常规。

    世宗中期，边防供费繁多，加上土木、祷祀，每月没有空遇一天，府库储藏匮乏枯竭。

    司农用各种办法生财，甚至变卖寺院的田地，收军罪赎金，还是不能满足供应。

    二十九年，俺苔侵犯京城，增加军队防守，军饷数额超过一倍。

    三十年，京城边防一年用到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忧念时局束手无策，便提议在南畿、浙江等州县增加赋税一百二十万，加派赋税从此时开始。

    以后，京城边防每年的用度，多的超过五百万，少的也三百余万，每年的收入不能补充每年支出的一半。

    因此度支想尽一切办法，苛敛民财、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等名目便兴起了。

    开初也赖以解救匮乏，久了以后，各地输送的赋税更少。

    又四方纷乱，主管官吏常常为自己所辖之地上奏请求留用或者请求免除：浙、直以防备倭寇为由，川、贵以采伐树木为由，山、陕、宣、大以兵荒为由。

    不仅财物储存、供给军用所征调，就是每年额定二百万，尚且亏缺三分之一。

    而皇帝的赏赐供给，斋殿的经营，宫中半夜传出片纸，官吏虽然着急，也不敢有顷刻延缓。

    三十七年，左旦右卫报告敌情，赋税纳入太仓的只有七万，财物储藏大致不到十万。

    户部尚书方钝等人忧虑恐惧不知财物从何处可出，便找机会详细陈说库藏空虚的情况，于是分条呈上符合时宜的七件事提出请示。

    随后，又命令群臣各自条陈理财的策赂，决议施行的一共二十九条，更加琐碎，不是国家大体。

    而历年以前积欠的租税无不追征，南方本色欠赋也都追加征收成折色了。

    这时，东南遭受倭患，南畿、浙、闽多收额外提编，江南达到四十万。

    提编，就是加派的叫法。

    其规定：以财力不等分为十组，如一组不足，就提下一组补充，所以叫提编。

    到倭寇平息，应天巡抚周如斗请求减少加派赋税，给事中何煌也详细陈述南畿的困顿破敝，说：“军门训养士兵，工部估料价格，cao江招募兵勇，兵备道的壮丁，府州县的乡兵，都成为人民的负担，严重的指一科征十，请求禁止革除。”命令按何烟的提议办，而提编的额度不能减少。

    隆庆、万历时期，增加的税额已如故，又多出无艺的征收，欠粮更多，设法躲避也更加jianian巧。

    已解送而延期的竟至于十余年，没有征而报已收，一个县有达到十万的。

    欠税之多，每县各有数十万。

    依赖施行一条鞭法，没有了别的科税的干扰，人民的财力纔不至于大困顿。

    一条鞭法是总括一个州县的赋税，测量土地，计算人丁徭役，人丁徭役和粮税都输入官府。

    一年的徭役，官府出银帮助招募役工。

    力役差，便计算其工钱的费用，衡量着增减；银差，便计算其交纳的费用，增加省耗。

    凡是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按需要供应等费用，以及土贡方物，全部并成一条，都按田亩征收银，由官府折合办理，故称为一条鞭。

    立法颇简便。

    嘉靖年间，多次推行又多次停止，到万历九年便全面推行。

    此后接连三次大规模征伐，多有加派，战事结束随即加派停止。

    到四十六年，突然增加辽事军饷三百万。

    当时内府财物充足堆积，皇帝吝惜不肯调发。

    户部尚书李汝华便援引征伐倭、播的先例，每亩加收税三厘五毫，天下的赋税增加二百万有余。

    第二年，又加收三厘五毫。

    又第二年，因兵、工二部请求，又加收二厘。

    总共前后加收九厘，增加赋税五百二十万，于是成为每年的额数。

    不增加的，祇是畿内八府以及贵州而已。

    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说：”辽事军饷加派，容易导致不均匀。

    大抵天下户口有户口的税银，人丁有人丁的税银，田土有田土的税银，主管部门征收，总称银额。

    按银加派，则其数目不遗漏。

    东西南北的人民，甘苦不同，布帛粟米力役的办法，征收交纳不同。

    只有守令自己知道其甘苦，而变通其征收交纳。

    现在因人丁土地的方便，则没有失去平衡的困扰。

    其办法是，以银的数额为主，而疏通人情，斟酌地方风俗，颁发各直省。

    每年存留、起解各项银两的数目，凭所加粮饷的额敷，按银数分派，总提折扣，多的碱少，少的增加，以求不失饷额而止。

    如这样，那么愚民易懂，可以杜绝jianian猾胥吏随意增减的弊端。

    并且小民最痛苦的是无田之粮税，无米的丁役，田地卖给了富裕的人，田产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