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六十九 (第13/14页)

役，以总共服苦役四年论，逭部分赎金全部抵销，剩杖刑四十下、苦役三年的罪未处罚。

    根据连苦役折合杖敷流放加一等计算，共有杖刑二百二十下。

    除去实际已经执行六十杖和苦役一年折合六十杖，剩下一百杖，需赎钞六贯。

    若要计算剩罪，其罪超过一百杖以上，必须执行一百杖，余下的方纔让其纳钱赎罪。

    又过失伤人罪，比照斗殴伤人罪依法律纳钱赎罪。

    过失伤人致死，按杂犯的斩刑绞刑纳赎金钞四十二贯。

    其中钞占八成，应是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占二成，为八千四百文，赔付死者家属。

    已服苦役五年，再犯苦役罪，纳金赎罪。

    交寅钞三十六贯。

    若是判了苦役流放，而需留在家襄赡养父母，只执行杖刑一百下，其余的罪纳金赎罪。

    法律规定如实打一百杖，不准折合金钱赎罪。

    然后根据苦役或流放的年限，按老幼赎罪的方法办。

    此法自英宗时下诏主管官吏开始施行，后来成焉制度。

    占星先生或妇女犯苦役与流放罪，执行杖刑一百下，其余的罪行纳金赎罪的，即使只判了杖刑六十下，苦役一年，也执行杖刑一百下，这是法律规定的应加杖。

    罪犯都先依所犯律条议罪，对其所犯的苦役、流放之罪，依《大诰》减等。

    临到执行时，如果某人是占星先生，某人是妇女，就按法律规定实施杖刑一百下，其余的纳金赎罪。

    一律要处杖刑一百，是因为包括了五等苦役的数目。

    但是这与犯诬告罪赎罪剩杖不同，因纳金赎罪剩下的苦役者执行杖刑，而这些人纳金赎罪剩下的杖刑，则先要将流放折合成苦役，苦役折合成杖刑，然后照数纳赎金，其法各自不同。

    妇人犯苦役流放罪，成化八年定例，除通jianian盗窃不孝和歌妓以外，若确有财力并已受杖刑，也可以交钱赎罪。

    条倒的标准是，每十杖折合银子一钱，到一百杖，折合银子一两为止。

    凡是法律所说的收赎，都是赎执行后剩下的罪。

    按条例赎罪，是说的赎那一百杖处罚。

    苦役和杖刑两项分别了断，除了妇女，其余囚徒苦役流放都按实杖打，不能赎罪。

    只是在弘治十三年，准许乐户所犯的苦役、杖刑和笞刑，也不按实执行。

    这就是按律纳钞的概要。

    按条例纳钱赎罪于嘉靖二十九年制定条例。

    凡是军民杂役各种人和家有足够余财的，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先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刑、杖刑、苦役、流放与杂犯死罪，一律命令其运灰、运炭、运砖、交米、交食料等赎罪。

    以上属于行止不亏者。

    若官吏按例应革去职务差役，此属于行止有亏者。

    与军民中确实无力赎罪的，笞刑、杖刑按实执行，苦役、流放与杂犯死罪各令做工、充任驿卒、守望、调发充当仪卫侍从，情节严重的煎盐冶铁，死罪做五年，流放做四年，苦役按所判年限计。

    在京城的士卒中，无差使的和按条例难以如实行刑的人，犯了笞杖之罪也命其做工。

    当时的新例，犯通jianian、抢劫与受赂，为行为有亏损的人，一概不许赎罪。

    只有革职的军官，一律按运炭纳米之类发落，不按五刑条例实际受罚、实际刺配之文执行，这是为了体现武夫从宽，文吏从严。

    因而在京城内祇实行做工、运囚粮等五项，在外地只实行有财力、稍有财力二项。

    法律愈加简略了。

    总而言之，按法律纳钞赎罪轻，按条例纳钞赎罪重。

    然而律钞本来并不轻，祖宗的制度，每钞一文，等于一厘银子。

    所谓笞十下折合六百文钞、规定七厘五毫赎银，即当时的六钱银子。

    所谓杖刑一百折合六贯钞，七分五厘银子，即当时的六两银子。

    以六钱银子，同例钞折银相比，不到一厘，以一两银子，同例钞折银相比，不到一分。

    而要以此警戒犯罪者的心，当然其情势不可能。

    祇是因为祖宗的律文不可更改，于是不得已定出折七厘五毫、七分五厘的制度。

    其实这样定下来的数目，还是不足以抵当所赎之罪，后来条例的变通办法就产生了。

    考洪武年问，对犯罪可赎的官吏军民。

    大抵下令罚劳役占多数，如发配到凤阳屯田、滁州种苜蓿、代农民服力役和运米到边疆赎罪之类，都不用钞为赎金。

    法律所载，笞刑若干下，用若干文钞抵罪；杖刑若干下，用若干贯钞抵罪，这是垂范后世的法规。

    但是按照三十年的诏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运一百石，苦役和流放递减。

    体力不足的，死囚犯自备三十石米，苦役、流放犯各备十五石，一律运到甘州、威虏，到那里交米充军。

    计算其米价、脚力运输的费用，与应交赎金的数目差不多，这样确定赎金的等级，本不轻于后来的条例。

    可是罪行形形色色，而纳钞之法时日已久，越变越轻，这是制定法律时没有考虑到的。

    举一例说，永乐十一年皇帝下诏：“犯斩罪情节较轻的，交赎钞八千贯，绞刑与作为榜例的死罪交六千贯。”八千贯，就是法律上的八千两；六千贯就是法律上的六千两；往下至杖刑交一千贯，笞刑交五百贯，即一千两、五百两。

    虽然在革除时期，使用法律特别苛酷，哪有死罪纳赎金达到八千两，笞、杖之罪纳金达到一千雨、五百雨还可施行的办法？可知纳钞法的弊病，在永乐初年，比洪武时期已不止减轻十倍了。

    童德时期，申明交易用银的禁令，希望让钞法通行。

    到弘治时终于不可用钞法了，于是开用宝钞折合银子的先例。

    到嘉靖时期新定条例，全部以有财力，稍有财力两类赎罪：有财力者五斗米抵法律上的纳钞六百文；稍有财力者出工价三钱，抵法律上的做工一月。

    这样，后来的例钞，刚足以同开初的律钞相当而已。

    何况老幼残病，各类按法律赎罪之银七厘五毫，当钞六百文，银七分五厘，当钞六贯。

    凡属所谓按法律交赎金的，同当初的律钞比，其轻重相差太悬殊了吧？只有运炭、运石诸处罚稍重，因为这些罪，起初一律是亲身奔赴指定地服劳役，服完劳役释放回家，没有纳金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