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六十九 (第14/14页)

之例。

    后来法令越来越宽松，让罪犯纳金折罪，而估算其做事出力的代价，也大体相当，的确不是坏事。

    大抵赎罪昀条例有二类：一是罚服劳役，一是交纳宝钞。

    而这种办法又变了三次。

    罚劳役的，后来多折合工值纳钞，钞的折算法破坏以后，又变为交纳银、交纳米。

    而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的名目还在。

    到万历中期，朝廷内外通行有财力、稍有财力两等级。

    在京城的案例，一并不见施行，而法律越来越归于一致。

    所谓灵活变化而不失古人用意，就是这样。

    起初，让罪人得以下力服役赎罪：死罪拘禁服役终身，苦役流放各按年限计，笞刑杖刑按日月计。

    劳役或从事修造，或屯田，或煮盐，或冶铁，日期做满就释放。

    所谓疏放，就是引犯人来到宫外御桥上，叩头完毕，送到应天府，发放通行证，释放回家团聚。

    应当充军的，送交陕西司，按籍贯编组发配。

    后来都折合工钱纳金赎罪，惟有仍旧赴御桥叩头。

    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说：“罪人交纳米赎罪，是朝廷宽大的法典，而军储仓拘押的罪囚，无米交纳上来，从去年二月到现在，死者已达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曾奏道：“囚犯没有米吃，请允许到原籍去催交。

    是工匠的仍留在军中服劳役，是军人的仍旧cao练，如果不是工匠兵卒的遣还所属州县催米。”皇帝同意他的奏议。

    明初的制度，流放罪有三等，根据地方的远近而定，到边防卫所充军有固定的地方。

    低于死罪一等的处罚，就是流放与充军最重。

    但是《名例律》称两种死罪三等流放都有罪碱一等的办法。

    如两种死罪遇皇恩大赦碱一等，就是流放三千里；流放的三等依据《大诰》碱一等，都成了苦役五年。

    犯流放罪的，无不减刑到苦役，所以三等流放罪常设而不用。

    而惟独充军的条例很重。

    法律上充军的条文有四十六条，《诸司职掌》内有二十二条，则洪武年间的条例都是法律不载的。

    嘉靖二十九年的条例，充军的共二百一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所制定的大致相同。

    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应当充军的犯人，大理寺审核以后，发送陕西司，总部设立犯人的档案，写明姓名、年龄、籍贯、乡里，依南北籍编排单位，写为二册，一册进呈内府，一册交付主管的百户官，让百户领去充军。

    如浙江，迥直，山豆，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虑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配到云南、四川的属卫；江西，塑廑，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配到北平、左窒、辽东的属卫。

    有逃跑的或死亡的，按籍贯勾取补充人员。

    后来的条例有发配西南边远的湿热毒气之地、极边远处和沿海诸处等，办法各有不同。

    而充军有终结于自身和永远之分。

    永远充军的，罚及子孙，这种人犯是实犯死罪而减等的充任。

    明初法律严厉，充军者每县数以千计，承传几代之后，就数以万计了。

    有的人家弄得丁男全无，户口勾销，只留下一点充军者的产业。

    有的连充军的产业也没有，只是户名未除去。

    朝廷每年派御史清点充军人数，有缺员必定补上。

    每当抓丁补员时，官吏逮捕犯人的亲族、里长，祸事延及别的保甲，为此闱得鸡犬不宁。

    有人议论：既然减死罪从轻一等处理，而法律的严酷反而在死刑之上。

    如革除发配贬谪的犯人，直到国家灭亡，发配充军的户籍还有存在的。

    刑罚没有比这更惨烈的了。

    嘉靖时期，有人请求开赎充军罪之例。

    世宗说：“法律允许赎的罪，不过苦役、杖刑以下的小罪而已。

    死罪中属于值得怜悯可疑的案例，纔碱等归于贬谪发配充军，不可赎罪。”后御史周时亮又请求扩大赎罪范围。

    刑部决议为：确有财力者交纳十两银子，可以赎免三年以上的苦役一年，稍有财力者出半价赎半年。

    赎免充军之罪的提议就搁置一边了。

    御史胡宗宪进言：“南方人不能胜任兵革之事，那些发配边疆充军的，应该允许叫他们交纳银赎罪。”刑部讨论同意，于是拟定纳银条例上奏。

    皇帝说：“哪能预先设此条例，来等待犯罪之人。”再次不允许。

    万历二年，废止每年派遣清军御史的制度，将清理充军人员的任务交给巡按掌管，百姓得以稍为安定。

    给事中徐桓说：“死罪杂犯比照苦役和充军处理的，应按条例办。”给事中严用和请求对可怜悯人犯进行大审查时，免除其子孙后代的永远戍边。

    皇帝都不允许。

    而下令司法机关定出条例：“奉皇上特旨判罪发配的叛逆者家属子孙，只在本犯亲族支系中勾取替补，支系男性尽绝即予豁免。

    若犯人还没有发配出去就病死。

    免除子孙的替补。

    实犯死罪而免死充军的，以编伍后所生子孙替补服役，不许勾取原籍子孙。

    其它充军和发配长城以北者，一律只罚及终身。”岂祯十一年，皇帝训谕兵部：“编伍遣发之事，离乡一千里左右焉附近，两千五百里左右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那些极边和湿热烟瘴地区以四千里外为标准。

    连同犯人拘役的只限于其妻，没有妻子则罢，不许擅自抓补亲戚邻居。

    若犯人衰老或有痼疾，准许发配长城外为民。”十五年又训谕：“将按例判处充军的，准许纳钱赎罪。”当时天下已乱，此项命令最终没有实行。

    明代制度，充军的法律最严，犯罪者也最苦。

    一旦有人犯罪，亲族有摊派军需的开支，里驿有长途押解的困扰。

    到了充军的卫所，卫官必定索取常例钱。

    然而卫官认为其逃跑对自己有利，可以贪污犯人的口粮，常常私下任其逃走。

    后来执法渐渐弛懈，押解发配的人犯不到十分之一。

    那些发配极边的，长解吏人常常贿赂兵部，拿着符契到达卫所，卫官凭空开出收管犯人的契据，而充军犯还在家里安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