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四十七 (第6/9页)

况。

    那些参差互异的，可以推而知之。

    第一次授官的称听选，升任的称升迁。

    选拔官员的办法，每年吏部六次考核、六次选拔。

    共引选六次，类选xue次，远方选二次。

    初次选任以及考核决定升降的，双月大选，其次序定在单月。

    改授官、改降官、服丧制、候补缺的，在单月紧急选取。

    在职官吏中选拔任用官员，三年举行一次。

    举人请求恩准，岁贡生就任教官，没有固定的日期。

    凡是升迁，必定要考绩期满。

    如果官员空缺应该补充不能等待期满的，叫做推升。

    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由朝廷推举，或奉特别圣旨。

    侍郎以下以及祭酒，吏部会同三品以上官员在朝廷推举。

    太常卿以下，由部推举。

    通政、参政以下官吏，吏部在弘政门会选。

    詹事由内阁决定，各衙门由各掌印官决定。

    在地方之官，只有督、抚官由朝廷推举，九卿共同参与议决，吏部主持。

    布政、按察官员空缺，由三品以上的官员会同推举。

    监、司之官，便按官级次第升迁。

    那些防边兵备等官，大致都由选择保举之人担任，付给敕命文书，边府之官以及其副职也付给敕命。

    蓟、辽的昌平、蓟州等，山西的大同、河曲、代州等，陕西的固原、静宁等六十一处，都是边地缺员，尤其审慎选拔授任。

    有功的超越位次提拔，贻误封疆大事的惩罪不赦免。

    内地的监司之官大都按位次升迁，以后也多有越级升迁不拘泥于位次的，有的在一年中升迁四五次，从愈事升迁至参政。

    监、司之官多额外添设，守、巡之外，往往另立数个官衔，不能统一。

    在地方府、州、县的正职官和佐副官，在京的大小九卿的属官，都常常选官，选拔、授任、升迁、除任，全部由吏部执行。

    开初用拈閜之法，到万历年问变为抽签。

    万历二十九年，文选员外郎倪斯蕙条陈上奏铨政十八件事，其中之一就是议抽签。

    尚书李戴拟行回复同意，孙丕扬跟着便执行，后来虽然有讥讽其失误的，但整个明代不再更改。

    洪武年问，确定南北更换调动的制度，南方人在北方作官，北方人在南方作官。

    其后官制渐渐固定，除学官以外，不能在本省作官，也不限定南方或北方。

    当初，太祖曾经到奉天门选拔官吏，并且训谕不要拘泥于资格。

    选择人有选中就授官侍郎的，而任盛、司的最多，进士、监生以及被举荐的人，交错着使用。

    给事、御史，官员中也初次授官者与升迁者各占一半。

    永乐、宣德以后，渐渐按照资格授官，而台省还是多初授官。

    至弘治、正德以后，纔拘守资格，举拔、贡举虽然与进士并称正途，但是轻重高低，不异于天上地下。

    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说：“开国之初，举人登上八座成为名臣的很多。

    以后进士纔渐被看重，而举人地位很轻，到了现在已达极点。

    请求从授官以后，只考核政绩，不过问其身份资历。”然而形势已经积累深重，不能复返。

    崇祯年问，上言的人多次申论“三途并用”的道理，问或推荐一二举人如陈新甲、孙元化这样的人，放在显要官位，但最终在高官位上倾覆。

    任用武举人陈启新为给事，也声败名裂。

    于是朝廷又认为不如按照资格任用。

    而进士误国的人也真正不少。

    给事中、御史全称科道。

    每科五十人，每道一百二十人。

    明朝初年至天顺、成化年间，进士、举贡、监生都能选拔补官，那些升迁为给事中、御史的人，推官、知县之外，有的由学官充任。

    其后，监生和新考中的进士都不能参与。

    或者由庶吉土改授，或者取由内外科目作官三年考核期满的考核选用。

    京官则两京五部主事、中书、行人、大理评事、太常博士，国子监博士、助教等，地方官则推官、知县。

    从推官、知县选入的，叫做行取。

    其中有特荐的，则任官期限虽然没有满，也能够参与考选。

    考选要枧科道缺额而定，多少无确定额数。

    其授予官职，吏部、都察院协同拟定，给事之官都是实补，御史必须试用一年纔实际授官，祇有庶吉士不这样。

    嘉靖、万历年间，曾经下令部曹官不许改科道，后来也间或施行。

    举贡、推官、知县，按规程能够与进士一同考选，大抵仅仅占四分之一。

    嘉靖年间，曾经命令监生参与选拔，不久又罢除不施行。

    万历年间，各种制度都废弛了。

    万历二十五年，台省新旧人数不足应当额定设置人数的一半。

    万历三十六年，一科只有几个人，每道祇有二人。

    南科用一个人代理九个人的职务长达二年，南道也只有一个人。

    内台已空虚，京城之外的官员也缺额，淮、扬、苏、松、江西、陕西、广东、广西、宣、大、甘肃、辽东巡按以及陕西的茶马官，河东的盐课官，缺空达数年。

    给事中陈治则请求紧急考核选录，没有回复。

    万历三十九年，考核选用的奏疏呈上，又留宫中不下发。

    推官、知县拟提拔为台省官员，候命于京城，离去与留下不能自如。

    万历四十六年，掌河南道的御史王象恒又上奏说：“十三道御史在官位的只有八人，六科给事中只有五人，而册封典试等差职，以及内外巡察四方上报期满告病请求替代的奏疏接踵而至，应当赶快商议变通的办法。”大学士方从哲也上奏说：“考核选拔众臣，等候六年，艰难困苦都全部尝到了。

    吏部商议咨询礼部、都察院按官次列出差额，都是权宜的办法，不如特别允准各部自己推选，让众臣受命供职，足以保存施政的要领。”而皇帝始终都不回复。

    到光宗初年，前后考核选官的奏疏全都下发，而台省的官员一朝纷然罗列。

    考核选拔的规程，优秀的授予给事中，其次的授予御史，又其次的由部曹任用。

    虽然临时考试，而事先有调查的底单，出于九卿、台省等臣之手，往往据以作为高低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