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18/19页)

在他已经成了中央主要领导者之一，看来我不会看人，他确实不只是夫子秀才呀…”

    “伏尔加”停在十五号楼，胡昭衡下车便深深吸吮了一下钓鱼台的新鲜空气，与他同车而来的江枫，也深吸了一口气。陈伯达在接见市革筹小组全体成员之前，先单独接见他们两位原天津市负责人，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荣誉。

    当然，陈伯达不会像过去那样迎候在半路，甚至也没有出楼迎新，但胡昭衡并不感觉有异。毕竟陈伯达的地位已经高高在上，不能还像过去那么随意…

    “老相识了，找来随便谈谈。”这是见面时陈伯达讲的第一句话。他显得春风得意，显得兴高采烈，与胡昭衡的握手也还热情得“够朋友”

    相比之下，胡昭衡要拘谨些了，过去见面的那种亲热劲已经更多地被感激和尊重所替代，握手后，在主人指示的位置上坐下来。

    变化很大，却都是自然而然。从头至尾是陈伯达主谈，胡昭衡和江枫只是偶尔插空汇报几句情况。陈伯达从来不曾这样健谈，四小时没停嘴。谈天津情况，小站情况，干部情况，对军队的态度…

    “伯达同志”胡昭衡在汇报天津情况时，因为谈话机会少，又不能多讲，所以匆匆提出最关心的问题“过去您对天津工作有许多好的指示和建议，比如技术改造，托拉斯，还有您督促过的‘一步炼钢’试验和治碱研究…”

    他的话被陈伯达用手势打断了。

    “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稍一犹豫，眉头皱了皱，还是讲出口“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你呀——”陈伯达拖长了声音，摇摇头“虽然当过兵，到底还是夫子。”

    胡昭衡看一眼江枫，不再做声。

    “你们看报了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陈伯达说到关键处，还是老习惯，认真点点头“这个最字是重要的；这一最，就没有别人了。”

    陈伯达讲这段话的语调神态，不能不使人想起当年他谈到“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时的语调神态，想起他讲的那句话：“一线抓什么，反映着二线想什么。”

    在结束四个小时的长谈时，陈伯达用高高在上的训诫语气对胡昭衡说：“你记住我说的：胜利者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离开钓鱼台时，胡昭衡是一种复杂心情，既感谢陈伯达“够朋友”不忘旧情，同时也明白，过去的“秀才人情”是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复回。他在日记里含蓄地写了一句：“遇到一些情况触发了我对个人职务地位的一些不愉快想法…”

    两个月后，胡昭衡奉市革筹小组指派，为“天津工学院八二五”问题去京向陈伯达请示时，情况全变了。完全是“接见”的形式。胡昭衡带秘书崔广兴坐好等候，到钟点陈伯达才进来，看见胡昭衡就像看见陌生的地方干部一样毫无感情流露，既不寒暄也不问任何情况，坐下来就用官场上公事公办的语气宣布：“我很忙，不能多讲。材料我看过了，下面谈些意见，你们可以记录。”

    胡昭衡一声不响地掏出笔，同秘书崔广兴一道开始记录。他心里不舒服，明白友情已经全不存在，也明白最后消失干净的原因。

    天津市有人举发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材料送上来，胡昭衡按原则送交中央。康生见到后发了脾气，下令追查背景，并点着胡昭衡的名说：“查查这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搞，有什么历史和现实背景？”

    康生不认识胡昭衡了，陈伯达还能认识吗？

    紧接着便有天津“造反派”上京告状，找陈伯达，揭发胡昭衡历史上曾经被捕过。陈伯达向“造反派”郑重声明：“我过去和胡昭衡不认识。”

    接见时的讲话当天便印成小报，散发于天津。胡昭衡看到后，只喃喃了三个字：“结束了。”

    陈伯达当众宣布：“我过去和胡昭衡不认识”之后三天，又不得不接见胡昭衡，那情景确实是尴尬的。当他在上面讲“意见”时，目光有点没处落，因为他从来不是拿稿子讲话“听众”又只有那么几个人，又近在咫尺，不像群众大会上那样拉开距离很自在；目光时而望上去，时而落下地，时而远放窗外，时而收在茶几上。即便如此，还是有目光相遇的时候。这种时候他可以强迫自己像是什么也没见、目光像扫过一片旷野那样淡漠，可是血液却无法控制地涌上脸来，脸上的肌rou也不自在地这里那里地抽动一下，于是，各种神情便会由于找不到明确位置而乱成一团，陷入窘迫。

    胡昭衡同情这位过去的“朋友”所处窘境，索性埋头记录不再向上看。他又多了一种明白，明白要断绝过去的一切还必须有个痛苦的过程。

    陈伯达讲完意见，马上又宣布：“我很忙，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伯达同志的指示，”胡昭衡明智地起身告辞“我马上回去向革筹小组汇报。再见。”

    胡昭衡落落大方地同陈伯达握一下手，落落大方地主动离开了。

    天津市成立“革委会”时，陈伯达一边表态：“胡昭衡的历史问题审清之前就不要参加市‘三结合’了”另一方面又托入给胡昭衡递话：“群众组织有意见，要避嫌。”到1970年春，对胡昭衡给中央几位首长写的信，陈伯达一方面将自己在信上所指示的内容让解学恭转告胡昭衡，以示尽了最后的一次“秀才人情”另一方面又通过秘书及解学恭转告说：“今后不要再给我写信了。”

    信不要写了，面当然更不要见了。这个结束“秀才人情”的痛苦过程到此总算画了句号。

    可也不能算完。胡昭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工作，调卫生部任副部长，家搬入复外大街二十二号楼。在这里，他遇见了过去气派的旧邻，搬入二十二号楼的康生夫人曹瑛（即曹轶欧人胡昭衡本能地站住脚，欲言又止，想招呼又未能抬起手，舌头恰似粘在鄂上了。只片刻的犹豫，这位当年的“曹大姐”已经低着头走过去了。在她居住的那个单元门上，贴有许多当年受难者发泄愤怒的条子。那条子上写的话很难听，不讲也罢。

    在新居里，胡昭衡从电视上看到陈伯达老态龙钟，被搀扶上被告席，接受人民的审判时，仍然心情复杂地叹了几声长气。他只说了一句话：“可为一切有才有能者鉴。”

    1977年12月29日“人民文学”在海运仓总参招待所召开座谈会，许多劫后的幸存者赶来参加，其中就有周扬。他也白了头，当时住中组部招待所等待分配。

    12月30日上午，周扬在全组大会上发言。从参加会议的《十月》副主编张守仁的纪录上可以看出，他所关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