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17/19页)

对强人来讲，迷信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要自慰要稳定情绪但又不致于糊涂到无所作为，于是就有了讲讲迷信话的乐趣。”

    胡昭衡就没有想想，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才会使陈伯达这种主张骨灰肥田的唯物论者拾起迷信话来自己吓唬自己？

    继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有心者本应看出，无论拿谁作文章，斗争其实发生在上层。

    1966年2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一心将“批判”限定在学术范围内。可是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札记》的批判，1966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生的《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等文章，分明是将“批判”引向政治方面。

    到了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不仅给“三家村”定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基调，还发出了打倒一大批的叫嚣。

    到了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刊出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叫喊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配合著5月4日到5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个人，当他“受到时代精神从四面八方施加的威胁，最紧迫的事莫过于使他及早看清楚他的意志所必须选择的方向”

    胡昭衡选择“错”了，他顽固地坚持着过去信奉的并为之奋斗不息的一切最神圣的原则。5月7日他去子牙新河工地参加劳动，在东效区农民住地和周官屯灌区现场办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5月8日发表的两篇文章在当时足可以说是震动全国的“冲锋号”和“重磅炸弹”但是在胡昭衡身上居然毫无反映。在他的日记上也一笔未记。他继续抱住自己的“西瓜”不放。请看这一天的日记：

    1966年5月8日

    昨夜失眠，只睡了一个来小时。

    饭后给各级干部讲了市内情况和对工程最后阶段的意见。

    去三分支各工地看了，又去各区工棚中视察。

    下午参加劳动，跟河北区小关街社会青年在一起劳动，三个半小时。

    晚，给戏校京昆班谈社会主义革命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他们演了《红色娘子军》与《黛诺》各一小段。

    对“文化大革命”如此不热情、不积极、不理解、不当回事，一门心思在那里搞经济建设，想多为天津市办几件实事，也难怪胡昭衡会“突然”受到批判，二十天愁白了头发。正像当时习惯语言所讲：社会和人群都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中。与胡昭衡“秀才交往”的三个人也有了各自不同的“选择”

    周扬“选择”了“毁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随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他与彭真等一道被打倒了。

    自认不懂经济，只搞“阶级斗争”的康生就无须多言了，事后令胡昭衡目瞪口呆的是陈伯达这个秀才。4月7日他们在天津共进晚餐告别时，陈伯达还在大讲“工业化”、“电子化”、“技术改造”、“治碱挖渠”、“干部参加劳动”以及“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谈一晚上也没谈一句“文化大革命”或“阶级斗争”那一晚甚至有这样一幕：

    胡昭衡认真劝道：“伯达趁精力尚好，你该拿出延安那股劲，再多写几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书好文章。”

    陈伯达不看胡昭衡，目光一直“陷”在茶杯里、盯着茶水不出来，半天才喃喃两句：“我讨厌别人只把我看作夫子、秀才…这个话你不要记。”可是，一个月后，他已经成为“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的主要角色之一。多少年来，时时不忘问一句“有什么消息吗？”现在终于得到“报偿”他总算摸到了“来头”辨准了“风向”判明了“形势”虽然他再三再四、再八再九地讲自己“写作能力不强，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但是，这“能力不强”的一项也足够“出类拔萃”只要他“动起来”就可以“发挥了”

    于是，令人失笑的历史闹剧发生了。1966年6月1日，当胡昭衡为他的过去开始作第一次检查时，过去与他联系密切的陈伯达却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并且从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从而使一场全局性的、历时十年的浩劫汹涌翻滚地展开了。

    不过，运动刚开始之际，还没有几个人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当胡昭衡面对窗外扯天扯地的雷暴雨时，他还是抱了真诚的愿望，想经受考验和锻炼，想反修防修，要脱胎换骨，继续革命。尽管这个“革命”的轮廓很模糊，但他天真地相信：真理并非总是必须具有一个明确的外形：只要它像在我们四周轻轻飞翔并带来和谐的精灵，只要它像庄严而亲切的绕梁三日的钟声，那就够了。

    当胡昭衡回到桌前继续写他的检查时，情绪仿佛随着雷暴雨一道发泄过了那样；窗外的雨渐渐变小，他的心也渐渐平静。他甚至晃过一念：陈伯达已经成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他总该了解我吧？最后总得说句公平话吧？…

    1967年3月28日，夜幕已经不像冬日降得那么快，伏尔加牌轿车驶入钓鱼台国宾馆时，透过树梢仍能望见西天边上的最后一抹青辉。虽是坐在汽车里，胡昭衡仍然可以感觉到春的气息。冬日萧条的树枝，如今都像浸过水一般膨胀起来，鼓突出饱满的苞芽。可以想到风已不那么刺肤，并且湿漉漉地增加了水分。

    “陈伯达够朋友。”胡昭衡这一刻确实充满感谢之情。二十天愁白了头发，回到天津后经受了批斗、抄家，到了十月份，总理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改变这一切。正在接受批斗的胡昭衡被接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随即穆欣来看望，转达陈伯达的问候，说李树夫给陈伯达写过信，反映胡昭衡蒙冤受屈的情况。陈伯达向该打招呼的人及时打了招呼。后来解学恭去天津当革委会主任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对胡昭衡说：“伯达同志跟我打过招呼，说天津市的工作，胡昭衡是可以依靠的。”

    送走穆欣时，胡昭衡感动地说：“伯达同志过去反复跟我说，他写作能力不强，最强的还是行政能力。我始终不理解。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