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16/19页)

共进晚餐，落实岸对舰导弹的生产问题。

    导弹早已分解开，各零部件的生产厂家已确定，只剩最后确定由哪个厂负责总装。第一杯酒刚举起来，市科委主任问一句：“胡市长，明天还去看哪个厂？…”

    同部长一道来的工作人员进来了，报告：“刘部长，北京来的长途，请你马上接。”

    刘部长放下酒杯说：“对不起，稍等一下。”

    时间不长，最多五分钟，部长回来了，一脸遗憾：“这次研究不成了，明天我也没法跟你们去看厂了。要我立刻回北京，传达重要文件。”

    胡昭衡算日子：“今天十九号，正好明天村夫同志要和我谈工业总结…”他开始掰手指头“明天总结，后天办公会和港口运输问题…”

    “别掰指头了，你也得去北京，文件传达到你们这一级。”部长打断胡昭衡。

    “什么文件？”

    部长环视左右，都是够级别的人。便说一声：“《五·一六通知》。”

    果然，还没吃完饭，胡昭衡也接到去北京学习中央《通知》的通知。他没有多想，到北京学习文件是常有的事。

    要走了，他一夜赶批文件。第二天，也就是5月20日，他一早起来没运动，继续赶批文件。然后同工业部李树夫谈工业总结，午饭前又抓住最后一点时间同水产局长郝生德等同志谈渔轮修配厂的隶属问题。午饭后，便和市委收记处的同志们一起出发到北京。当晚便开始学习中央《五·一六通知》。

    做梦也没那么快；学习《通知》，也就是到京第一天的晚上，他便听到对他所写《老生常谈》的批评意见；到京一周，华北局领导同志正式通知他作检查，并面对面作了“严肃批评”；5月30日，批判《老生常谈》的简报已经发下来。接下来的二十天，便是四次“触及灵魂”的检查和大会小会的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批判。反映在胡昭衡的日记上，开始用“批评”两字，后变成“批叛”；开始是在书记处会议上接受批判，后变成“开天津大会，批判。”从日记上摘几段：

    1966年6月3日…下午在书记处会议上检查，讲了两个半小时，随后大家提批评意见…

    1966年6月4日…下午开书记处会议，对我继续批评…

    1966年6月7日…开了一天常委会，继续批评我…几位同志重点批判《老生常谈》与我的作风…

    1966年6月8日…下午开常委会，继续听×××等三同志对我的批判…

    1966年6月11日…上午常委会，对我进行批判；下午常委会对我批判，晚上翻阅批判材料…

    1966年6月14日…整日开常委会，对我继续批判…

    1966年6月5日…上午写检查材料，下午开天津大会，批判。

    1966年6月16日…上午准备检查，下午，大会继续批判，晚继续准备检查…

    这二十天，用胡昭衡的话讲：全是在泪水中滚过来。开始独个儿流泪，后来与妻子林以行相对流泪，再后来又加一个秘书崔广兴，三个人默默流泪…

    其实，无须讲从九天跌下地狱，也无须说什么向林和精神上的巨大折磨与损伤，只须远远望一眼就可以明白一切。

    去北京时，胡昭衡满头黑发，红光满面，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头发白了一半！他的妻子林以行是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抗战八年经受了火线上最严峻的考验，这一次她比胡昭衡晚到北京三天，又比胡昭衡早两天白了一长缕头发。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人人都以为传说不可信。胡昭衡和林以行二十天愁白了头，可是有上百人亲眼目睹。

    然而，每天早晨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跑步、做cao，晚上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与妻子林以行安详地散步、聊天。这就是秀才当过兵，既有丰富的感情，又有坚强的意志力。

    他失眠、头痛、全身疲惫到极点，脑子却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即使眼前一黑，不得不仰靠椅背静躺，思想仍在兴奋的极峰上明光闪烁。他竟想得一首诗，后来写人日记中：

    “二十天脑子里凝结的想法记述如下：

    “烈火烧身，锻炼自己；依赖群众，依赖组织；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革命，革命到底。”

    这首“诗”的时代痕迹很重，可是，有几个时代中人能不留时代痕迹？重要的是充满铿锵之声而非颓丧之音。这诗是伴着弥漫过来的乌云，伴着远处隆隆的不绝雷电酝酿而成；是随着骤然卷起的狂风，一闪惊心的电光和猛烈倾落的暴雨一道涌出…

    胡昭衡立起身，走到窗前。大雨已经充实了天地之间的一切空隙，横的竖的，白茫茫，冷飕飕；四面全乱，八方俱响，没有一处不迷糊。屋檐上落下成排的急流，被风吹着迸溅出水星泡沫，经过纱窗，变成一种无从辨别点滴的纤小水珠飘过来，在胡昭衡的衣服、脸孔和愁白了的头发上化作一层冰凉如苔薛样的水分。他连续吸吮这种具有凉冰冰渗透力的水气，头脑更清醒几分。他的嘴角忽然流出一丝自嘲的苦笑。

    突然吗？不。怪只怪自己没看出问题。

    迷信人讲话，发生大的事变之前，都是有异兆的。

    两个月前，下午四时十二分，他正在主持市长办公会，忽然一阵地颤，房屋摆簸，人大乱。“地震！”谁惊叫一声，会议室里的人出于本能地跳起来朝外逃。是他一声大吼，像施了定身法一样定住这些人：“站住！都给我回来！”他的目光好凶啊，声音与其说吓人，不如说是镇人。“你们都是市里领导干部，你们如果惊慌成这样，办公楼里的人会成什么样？影响得全市又会怎么样？”

    人心迅速稳定下来，多数人只感叹一声：“市长到底是当兵的出身，枪炮里出来的人有静气。”可是胡昭衡却不曾细想，进入1966年后，人心越来越亢奋、浮躁、激颤、不安。这是为什么？稍有点事便一惊一乍，这是为什么？

    陈伯达从家乡回来，脸色不好看。喝过酒，他才吐心里话：“可能要出事，很可能出事…”问之再三，才不自在地解释，说他家乡的山上有块大石头，协调山河立得位置很是地方。农业学大寨，石头被破坏了，横看竖看不协调，坏了风水…

    这件事可以有多种理解：

    “迷信是人类本身存在的一部分，在我们以为已把它全部清除了的时候，它却藏身在最出人意料的角落里，而一旦它相信自己是万无一失，就又突然也冒了出来。”

    “不迷信的人讲述信的话，往往是自我心灵抚慰的一种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