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15/19页)

足以震动全国。天津各报纸的请示报告马上就堆积到胡昭衡面前：上海发表了，天津要不要转载？

    胡昭衡反复读这篇文章，总感到不单是一篇文章的问题，那后面分明有着更汹涌的绵绵不断的内容和力量。他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人民日报》，等待《人民日报》的反映。同时也希望他所熟悉的三个大秀才能在近一两天来津，随便来哪一个都可以聊聊，帮助他下决心。

    三个大秀才都没来，却先来了另一个相交更久、是老乡加战友的秀才——穆欣。

    “伯达同志让我转告你，不要转载。”穆欣私下同胡昭衡咬耳朵“姚的文章是江青在上海搞的，背景还不清楚。北京的中央领导都不清楚，北京各报决定不转，你们也不要转，还不摸来头…”

    胡昭衡很快通知天津各报：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第九天，康生来到天津，住进“新三号”胡昭衡马上赶去看望，并且作陪吃午饭。

    胡昭衡跟康生接触还不同于跟陈伯达接触。康生仿佛身上永远穿着甲胄，极少有感情的自然流露，永远无法有心灵上的沟通。

    午饭结束时，胡昭衡感动气氛已经松快些时，才谨慎地问：“姚文元的文章康老看了吗？”

    康生脸上毫无表情变化，听见和没听见一个样，所以回答也完全不搭界：“章士钊写了本收，想发表。他请主席看，主席叫我也看看，提提意见。”

    胡昭衡只好随康生的话题转：“什么书？”

    “《柳文指要》。”康生说着便立起身，这是谈话结束的意思。

    第二天，李先念和夫人林佳眉到天津，胡昭衡去看望，结束后又顺便看看康生。

    康生正在读《柳文指要》，一搭话，就说章士别。

    “章士钊反人民不反共产党。”康生一边用指头在书上轻敲一边说“历史上，他帮助共产党，出过不少力，但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始终没站到人民一边来。”

    胡昭衡说：“反人民？是不是大了点…”

    康生说：“帽子不大，也可以不戴。共产党也交右派朋友，章钊是主席的朋友。”

    其实“章士钊反人民不反共产党”是毛泽东随口讲的一句话，并非下结论，而是讲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具体观点。

    隔一天，胡昭衡再去看唐生。康生讲话，还是远离敏感话题。

    “《午梦堂》你看过吗？”康先生问。

    “没读过，听说过。”

    康生大讲《午梦堂》的背景，大讲“叶绍袁”等一家人的遭遇，讲过才问：“夫子，听过这个故事你会有什么结论？”

    胡昭衡想想，说：“还得看过书才可能想结论。”

    “我读几遍，有两个结论。第一，曹雪芹不会作诗。”康生不为自己语出惊人或胡昭衡表示难以接受而有任何感情流露，用没有起伏变化的声音断言“他的诗不如叶家夫妻父女；第二、曹雪芹很可能研读过《午梦堂》集，他的整个想法和成收，都和这一家人的遭遇不无关系。”

    胡昭衡不做声。他没读过，没有发言权。

    “我劝你看一看。”康生看一眼手表，说：“好，我们去逛古籍书店和艺林阁。听说你的兴趣也在这两处？”

    胡昭衡说：“每月去两次吧。”

    第四天，胡昭衡又讲康生吃“起士林”莱，饭后看京昆戏曲学校学生演戏，有现代戏也有古典戏。

    “现代戏给年轻人看，我们看还得看古典戏、”康生对古典戏《山门》和《小宴》大加赞赏，说：“鲁智深演得好，现代戏出不来这个味…”

    康生走了，周扬年底过来了。

    周扬关心的是敏感话题。他说：“评李秀成也罢，评曹cao和秦始皇也罢，现在评海瑞也罢，都是学术讨论，学术批判，不能硬拉到政治上。往政治上发拉硬扯会产生许多严重后果…”

    胡昭衡点头：“还是咱们想到一处了。”

    周扬走了，陈伯达姗姗来迟，过了年才在天津露面。

    “有什么消息？”陈伯达一边握手，一边就问。

    “朱老总来了，我上专列去汇报三线建设情况，又陪他参观塘沽码头和节制问，他对军工方面的研究生产作许多指示。”胡昭衡略一犹豫，接着说“总理在八省会议上表扬了天津，治碱挖渠…”

    “总理表扬的是天津市市长。”陈伯达显然早已打听清楚这个消息，他做手势阻止胡昭衡讲谦虚话，不用讲陈伯达也可以明白胡昭衡会怎么讲。他继续问：“还有什么消息？”

    “北京的万里、郑天翔、邓拓和范瑾来过，我去看他们，谈了京津协作，联手赶上海的问题。”

    “还有什么？”

    “去年穆欣来，说了姚文元文章…”

    陈伯达做个停止的手势表示亲近地靠拢胡昭衡，竭力跟上胡昭衡的步子走：“夫子，你还得帮我开个座谈会。题目是两个：十部参加劳动和农业机械化问题，要找明白人。”

    陈伯达在津几天，除了谈干部参加劳动和农业机械化问题，就是拉胡昭衡看美国或欧洲的电影，当然也不忘去逛古籍书店和艺林阁。

    二十五年后回头看那段历史，就从天津发生的事便不难看出：康生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露；陈伯达是什么都想知道，观来头，查风向，但还不清楚将发生什么事；周扬有“运动”经验，知道文化界历来先挨刀，但还顽强地保留着固有的愿望和希望，一边自我安慰，一边不放弃可能的努力…

    1966年6月19日的午后，正在伏案疾书的胡昭衡忽然感觉到空气的郁闷，感觉到四周围那种可怖的寂静。他想抬起头，想起身走到窗前去，可是眼前一花，便仰靠到椅背上。只是刹那间的空白，他便清楚地感受到心脏一阵窒息，呼吸不能畅顺。他竭力把腿伸长出去，静静地仰在椅背上不动；他已经觉出嘴里的苦味，这说明神经又恢复一些。几分钟后，他呻吟似地哼出一声，有意识地哼出一声。于是，他想到从午前开始，天气就热得人透不过气；于是，他想到一场大雷雨就要跟着降临；于是，他的高速运转了二十多天的大脑又无法停歇地运转起来…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做梦也没这么突然。

    胡昭衡几十次，几百遍地这样想。

    从5月15日开始，他检查小三线建设，驱车二百余公里，经武清、杨村、崔黄口、宝抵、下仓、上仓、到蓟县，又经黄崖关、茅山、青灰岭，到兴隆。视察了“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等重要建设，返回天津便直奔招待所，与刚刚到达天津的七机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