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14/19页)

蚀性”主张取消。对此没有谁拍板否定。人家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个美院的学生，专门画了女人的私处，挂在睡觉的床头。这件事在内参上一登，顿时引起大哗，谁还敢保留模特？

    1965年8月29日，胡昭衡去常德道二号看望周扬及夫人苏灵扬。一见面，周扬就激动地说主席对模特的指示：“主席认为不能用封建思想把它取消，即使少有副作用，由于中国绘画对人体素描差，也应有小的牺牲。”

    关于人体模特的指示，至多不过在这一点上减轻周扬一些压力，他决不敢借此去开拓思路、讲更多解放思想的话。1965年的下半年，文艺界已经开始进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惨境，无论怎样努力，怎样自慰，那前景都是注定了的越来越凶险。

    “我主张写反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周扬一字一板，他希望也相信胡昭衡会把这个态度写入日记中，他的声调几近于悲壮“我主张写反映伟大革命战争的作品！”

    胡昭衡确实把这两句话写入了日记中。

    可是，有什么用呢？高喊共产党万岁而牺牲的烈士，并非都牺牲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枪口下。

    汽车驶到太仆寺街，突然停下来。胡昭衡并未介意，他还在思考，一年来的日记在大脑里过了一遍电影，上车后又重新过一遍…

    可是，门开了。他听到那个熟悉的福建腔：“夫子，下来走走吧。”

    “哎哟，伯达同志…”

    “我迎出来就为和你散散步。”

    胡昭衡钻出车，先作揖，后握手，这是他们见面的常用礼。胡昭衡是受感动的：先派人接，自己再迎到半路，携手散步，陈伯达比康生热情，比康生够朋友。

    “听北京同志讲，你们的工业产值和利润都超过了他们？”陈伯达满面春风，步子也比平常轻快。

    “赶上海，超北京；我们还没赶上上海。”胡昭衡警惕自己不要露出骄傲。上任时，天津工业落后于上海和北京，他提出了“赶上海，超北京”的口号。

    “关键是上海抓科研，抓新技术比你们好。”

    “天津科技底子薄，除加紧培养和吸收科技人才外，我们正在搞厂校挂钩，调动各院校科技力量直接为生产科研服务。”

    “要善于总结经验。林副主席是榜样：四个第一，五好战士，他善于总结。天津也有几个第一嘛。”

    这是陈伯达与胡昭衡在“秀才交往”中第一次提“林副主席”过去没提过，过去他爱提“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

    胡昭衡明白陈伯达所言天津的几个“第一”抓厕所，抓废物利用，抓卫生，他发现卫生局管不了这么多，就成立一个“第二卫生局”后改名“环境卫生局”是1964年初全国第一个成立的。抓半工半读，工人技术培训，教育局管不过来，天津在1964年成立了第二教育局，后改名成人教育局，也是全国第一家。胡昭衡在天津搞了个“日本问题研究室”1964年与日本群马建立“姊妹城”也是全国第一个与外国城市建立这种关系。搞计划生育，胡昭衡第一个提出免费做人工流产术，受到总理肯定和表扬。接着又第一个提出奖励独生子女，按月发独生子女费（这项建议直到文化革命结束后才获批准）。他们还第一个成立电子化领导小组，当上海和北京搞出单晶炉后，天津奋起直追，两个月搞出十四套单晶炉的设计图纸…

    然而，胡昭衡不会自诩开拓型，他明白这些成绩是集体努力得来，其中也包括陈伯达。

    “伯达同志，要说有点成绩，也跟你的帮助指导分不开。”胡昭衡诚心诚意地说。

    “别提我，我是纸上谈兵。”陈伯达把小而圆的手扬起来，一摆而过，这次提“纸上谈兵”情绪并未沉落，声音不降地说：“再给你提几条建议：天津盐碱地多，要治碱挖渠，可以种植养鱼。要帮助河北省搞治碱挖沟和基建两用的机械，作出规划。天津市要自动化，综合利用，产品要向小型化、精度化发展…”陈伯达缓下步子，长长叹口气“唉——，什么时候我退休了，我就给你们治碱研究所当个研究员。”

    “伯达同志又开玩笑了。”

    “你总以为我开玩笑…”陈伯达立住脚，眼里又出现了那种莫名的惆怅忧伤“也许身不由己当不上这个研究员，不过，我真有这个想法。”陈伯达朝着胡昭衡点点头，把手一伸“进吧，这就是我新搬的家，新建胡同十二号，电话39局6292。”

    一杯清茶端上来，胡昭衡喝一口便起身去参观陈伯达的藏书。看到有些书并非铅印，也非石印，而是陈伯达手抄。他拿起一本《马克思唯物历史观概说》，是陈伯达用蝇头小楷手抄的。忍不住问：“好像很多秀才都有这个习惯？”

    “练字、休息、辅助记忆，一举三得嘛，还可以留给后人。”

    “先借我拿去看看。”胡昭衡见陈伯达点头，便将书另放到一边，准备走时再拿。

    吃饭时，照例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地聊个没完，直到停筷，胡昭衡才将自己车上的疑惑提出来问陈伯达：

    “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捉摸不定？”胡昭衡思索着措词，好像要有什么事？…这个这个，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个讨论——”

    胡昭衡到底没有讲明白。

    陈伯达沉吟不语。

    “周扬对我谈过几次文化界的事，搞革命现代戏，华北、华东、华南都很热火，可是总有批评…康生对他也像有看法…不清楚上面。”

    陈伯达嘴唇蠕动几下，才说出声：“你当你的市长，你抱你的西瓜，历史评价地方官，只看你的政绩。”他停了停，压低声音，又出现那种“通消息”讲“悄悄话”的神气“政治思想工作，多注意林副主席怎么讲，怎么做。这是上面讲了话的，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

    每逢这种“通消息”讲“悄悄话”陈伯达照例要认真点点头，目光里含了神秘而又意味深长的够人琢磨几年的暗示。当胡昭衡似明似不明地点头时，至少是感谢陈伯达能讲这种一“悄悄话”这是一种“友谊”“交情”的表示。陈伯达在对方有了“领情”的表示后，马上又转入浩叹：“唉，这不过是捎带说说。其实，我最大的能力还是行政能力…”

    胡昭衡从北京回到天津，继续抱他的“西瓜”：抓技术革新，抓科研，抓工业体制改革…

    可是，不过二十天的时间，他曾经有预感却又说不明道不透的事情便发生了。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语气的严厉，用词的尖刻，批判一的火药味和朝政治上牵扯的上纲上线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