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13/19页)

，到了1965年，几乎忘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至少与胡昭衡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工农业生产展开。在这个“展开”中，他不停地讲出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没得到发挥…

    这次那次的谈话在胡昭衡脑子里跳出，若断还连，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

    1965年2月24日，陈伯达谈电子化，说不能在这场工业革命中落后…

    1965年3月9日，陈伯达肯定托拉斯，有纵的，有横的，发展各种化工，这是无穷尽的天地…废物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将工业废物利用起来，一分为二，7分为三…谈到粉煤灰的利用，出产品、保护环境，还可以改造农村…

    1965年4月15日，他谈起工业两大问题：一、采用新技术；二、体制改革。把采用新技术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天津工业体制适当改变，合理布局…中央各部命令下来，不赞成层层加码，像书法用的宣纸似的…他又讲了写作能力不强，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可惜没得到发挥…

    1965年5月4日，他再次谈搞茅房是文化的标志。一分为二，逐步搞；百废俱兴办不到。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点到面…再次劝我“不要太积极，太积极可能做不好工作。”再次流露出心病：“最大的能力是行政能力…”他死后“写追悼文章要提到此事。”

    1965年7月8日，陈伯达讲：“着重讲质理、技术、品种。质量的改进促进数量的跃进。要抓抓镇办工业，把有些工业迁到乡镇…下放干部，非生产人员尽量少，工资要以农民生活为标准…钱要花在刀口上，就是用在技术改造上，（过去）没有和科学家合作地抓…”

    当陈伯达抱“工业化”、“电子化”的西瓜，抱住就不放时，康生认为那是芝麻。康生的西瓜还是养病，收集文物字画和搞“阶级斗争”

    康生搞“阶级斗争”表现出特殊的能力“他作反修报告时没拿稿子，记录后，回来我们整理。有些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讲得很清楚…”

    然而，胡昭衡看日记作对比，便发现康生谈反修与周恩来谈“反修”完全不同。

    康生善于用马恩列斯的话去批赫鲁晓夫的话，甚至是用马恩列斯的某些话去批同样的马恩列斯的另一些话。

    周恩来是理论联系实际地极有预见性地批判修正主义。胡昭衡对此有详细谈话记录：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新领导，但他们仍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变…仍是‘两霸合作’…美苏主宰世界，这是苏联一厢情愿”“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车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苏联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答复可以试一试”先“露骨出卖西伯林”“开始出卖西伯林，也可以出卖东德”最后只能是“出卖整个东欧”“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否则，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它自力更生，它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连麦克纳马拉（美国人）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二十五年后胡昭衡再次看这些日记、笔记，曾无限感慨：中苏两国领导人，且不论思想理论水平、领导艺术及能力等等方面的差别，单只论人格和品质，就有多少发人深省的内容啊！敌人可以为你的软弱喝几声彩，为你的出卖授诺贝尔奖，一旦出卖完了，便只剩鄙视地一声啐。敌人也可以为你的自尊自强和奋斗而诅咒怒骂，便骂你一辈子，最终心底还是尊敬你的人格和品质。从杜鲁门到尼克松到里根，这些美国总统所写回忆文章，莫不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1965年的胡昭衡还不可能想到认识到这么多。他只能感到周恩来与康生在“反修”上的谈法不相同。他还可以感到康生对经济没有丝毫的了解和兴趣。最能说明康生特色的莫过于1965年5月31日一篇日记：

    上午去康生同志家，和冯文彬一同去的。后龙潜、朱光也到。

    我讲这次参加华北计划工作会议情况，康生不感兴趣。他说要抓大事，就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不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之后，龙潜、朱光为冯文彬写字，龙潜也为我指书主席咏梅一幅。曹大姐送了我砚跋拓片、主席书法复制品；康生同志又送我一本毛主席诗词二十一首补抄本，其中有他补抄主席诗词七首，很珍贵。

    与陈伯达的“西瓜”不同，与康生的“西瓜”也不同，周扬身为文化部长，又是“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的“西瓜”很明确，就是“文化”

    不过，从胡昭衡的日记看，周扬谈论最多也是最关心的莫过于“两化”和“两条线”

    “两化”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群众知识化。抱这颗“西瓜”无论路途多遥远，周扬越累越喜悦。

    问题出在“两条线”这颗“西瓜”他不抱不行，越抱忧愁烦恼越多，压得喘不过气。30年代，也就是“左联”时期一条线；建国后十七年又一条线，都是说文艺队伍，这两条线是红是白还是黑？

    周扬见了胡昭衡，越来越多地回忆“左联”的五烈士，回忆毛主席当年所讲军事和论文两条战线上的反围剿战斗。他喜欢谈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谈《长征组歌》，谈现代革命戏，谈《芦荡火种》、《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将这十几次谈话联系起来看，不难明白，周扬要证明这“两条线”是红的；之所以要努力证明，必定是因为有人想把“两条线”说成白的，甚至是黑的。

    难哪，形势怎么发展成这样？最简单的真理，常识性的知识，上面没人讲，下面就没人敢说敢承认。比如绘画中的人体模特，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有极大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