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秀才一台戏 (第19/19页)

所要谈的仍然是“两条线”30年代一条线，十七年一条线，到底是红是白还是黑？

    周扬的声音混和了痛苦和欣慰，因而更显沉重。

    “很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了。我能够在这里发言，是因为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我是文艺战线上的老兵，几十年来，缺点错误很多…我认为批判意见对我是很好的教育，很多人是好意的嘛。至于‘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对我的诽谤、诬蔑、陷害很重。‘四人帮’起了反面教员作用，为了这个反面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

    他停顿一下，沉重地问：“世界上有什么收获能不付代价呢？”

    全场寂静，无数闪烁出隽冷思考的眼睛宛若充满理念的深邃的海。

    “我们评价历史，既不美化，也不能丑化。30年代，我们这帮人还年轻，文化运动一发，站都站不稳，怎么能当成熟的人来要求？我们从世界观上讲，差得很远，但从政治信仰讲，我们是坚信共产主义。有的同志为了这种信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

    周扬的声音开始颤抖，泪水盈眶。他突然闭了嘴，竭力想忍住什么，把脸孔仰上天去。可是，他失败了，两条泪水像河一样顺两腮落下。他就那么哭着讲下去：

    “我是‘左联’书记，‘左联’五烈士：李求实、柔石、殷夫、胡也频和冯铿，他们为什么献出生命？夏衍为什么写《包身工》，为什么翻译高尔基的《母亲》？革命嘛！国民党把我们‘左联’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四人帮’也把我们说成是30年代的文艺黑线…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事实！”

    会后不久，周扬恢复了工作。他曾推荐胡昭衡担任文化部长，由于当时胡昭衡还未“解放”这个推荐未能实现。

    当年的四个秀才，只剩下胡昭衡与周扬保持了友谊，保持了来往。开始是天津北京之间运动着来往，胡昭衡调北京后，两人来往更多更频繁。当周扬由于“异化”问题受到一些同志的善意的批评时，胡昭衡去看望周扬更勤。他说：“这是学术问题，应该允许争论，要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能乱扣帽子。”

    一杯清茶，一夜长聊，对于秀才确实是惬意的享乐。何况，人的年纪越大，越喜欢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过去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哎，还有奉新你知道吧？”

    “认识，《大刀进行曲》的作者。”

    “他也牺牲了。”

    “就牺牲在我们内蒙通辽一带。”

    “哎，夫子，你在内蒙工作时间久，熟人多，帮我找找麦新牺牲的材料吧？”

    胡昭衡点头：“我想办法找，估计问题不大。”

    可是，周扬病倒了，变成了植物人。即便这样，胡昭衡仍然坚持去看望，握着这位失去思维的老朋友的手，望着那熟悉的面孔，继续跟他聊，继续那丢不下的秀才交往：

    “周扬，你还记得麦新同志吗？…他牺牲在内蒙通辽一带。他跟你也很熟，你不是常念及他吗？”

    真是奇迹，周扬竟睁开了眼！

    “你让我帮忙找他牺牲的材料，我帮你找来了…”

    胡昭衡略显激动地俯身大声说。可是，周扬却合上了眼。胡昭衡继续讲着，他坚持已经把这最后一个消息留给了他的老朋友。

    周扬逝世了，胡昭衡参加了追悼会。

    他哭了。四个秀才只剩下他一个人…

    1991年，一群文化人来到福建惠安县。这是陈伯达老家。

    自古以来，不论忠jianian，只要成为名人，就有墨客sao人去寻古访旧。负责接待的当地领导人听说这群文化人居然要去看“陈伯达故居”顿时脸变色，头摇晃：“别去别去，千万别去，别给我们找麻烦。”

    “要去去，一定要去。”文化人都学着他的腔调，越认真越逗乐“不给你们找麻烦。”

    文化人没有官身作累，忌讳少，越有人阻拦兴致越高，一个不缺地集体去参观。

    那是山区，也算林木葱茏。陈伯达死后，骨灰移至老家，放在他出生的小屋里、摆在遗像前。骨灰盒和遗像两侧有副对联，谁若关心对联写什么，不妨去信问当地人。屋里只有一个不大不小的花圈。

    参观者中，有我的朋友张守仁。他生来一副菩萨心肠，见那骨灰盒便问当地人：“为什么不埋了？”

    “中央没表态。”

    “埋死人不用谁表态，你们也太过谨慎了。”

    “他有遗嘱，让把骨灰扔茅坑，我们也没扔…”

    陈伯达讲“把骨灰扔茅坑，”这话能不能当遗嘱？陈伯达生前有忏悔，秀才终归是秀才，冲动起来讲出扔茅坑的话，是不好当遗嘱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个唯物论者，不信死后有灵魂。当年胡昭衡参加“磕灰”的义务劳动，陈伯达就议论过“粪肥田”“灰也肥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愿把骨灰用去肥田，也确是一种对人民的仔悔之念之举。

    张守仁在那骨灰盒前又问当地人：“你说实话，你们对自己家乡出来这么个人物是什么看法？”

    “你们来了，我们觉得很亲。”一位老乡策略地回答。

    “反正他是干过大事的。”另一位这样说。

    “他在外面坏，在家里还行…”

    中国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对本乡本土出去的人，别有一种与外人不同的感情和心态。

    一位老人讲：“他还算个孝子。1964年他回来一次，老母死了，他在老母坟前住了三天…还行。”

    又一位老人说：“他还随和、在外面当大官，回来不敢摆架子。老百姓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跟老百姓一起捡粪，也不敢忘当年，聊起来小时候事情都记得，碰上熟人就拉过来，大街旁一蹲就下棋…还行。”

    “唉，知道他就要出事。农业学大寨，他回来见山上那块石头破坏了，当时脸就变了色，说糟了，要出事，把风水破坏了…没想到他真就倒台，真完蛋了。”

    明白人自然不会去议论那块大石头，一句“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已经预示了陈伯达的必然结局。

    历史上“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从来是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行为表现和两种命运。把时务作客观规律来讲，则识时务不易而终能为俊杰。若把时务作“来头”、“风向”讲，则投机容易而最终难免“身与名俱灭”

    你想理解：“聪明反被聪明误”吗？那就想想陈伯达吧。

    我好像又见到胡昭衡手指电视屏幕上的陈伯达，不无惋惜地叹气：“唉，可为一切有才有能者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