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 (第7/11页)

必定尽心尽力。”高汝砺说“：这绝不是好办法。因为河朔的民众所依赖的食粮只有这季麦子了。如今外面已有谣言，再派军队前去，势必更让他们产生疑惧之心。不如听从他们自便，让宣抚司出来查禁无赖之徒，不让这些人侵扰民众就够了。已出逃的民户田地让有关方面收割，以充军粮就行了。”于是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前去检查麦田数量，并且向民众询问是否愿意朝廷发兵护麦。回来后，他上奏说：“我西自怀、孟，东至曹、单等地，见收麦时受干扰情况并不多，访问农民时，知道他们往往自行建起义军。臣下向他们宣布朝廷原打算出兵护收的意图，均表示感激却不愿朝廷出兵。”于是停止发兵。

    高汝砺连连请求辞退得不到许可，便上奏说：“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必须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实现。如今大兵已退，正应当修整关隘，训练兵士，必须有精明能干、善于处理国家大事的人才来预先筹划，以助中兴大业。我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院副使胥鼎，才兼众长，身兼数职，请求召回朝廷。”皇帝不从。当时高琪准备听从进言人的建议，每年清查一次民田亩数据以征收租税，朝廷也打算听从。高汝砺进言说“：臣下听说治理大国的人要像烹煎小鱼那样，这是有关为政的极好的比喻。国朝从大定年间实行一次普查之后，十年推排一次物力情况，这是贵于简易安定而不轻易烦劳民众。如今进言者请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实际耕种的民田，计数征收租税，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这岂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必定让民众心中不安。况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河北连遭劫难和抢掠，人口出逃躲避，田地荒芜，征收时难以依照原有数额，所以实行目前的权宜的办法，这样，军需粮不增加，而土地的减少是轻易可见的。河南自从车驾南行以来，百姓剧增，所有闲田以及逃亡户遗弃的土地，都被开垦耕种完了，他们各自承担了原户人家的租税，对他们的征收额也是依照推排的数额，所以虽然兵马越来越多，却并未有所缺误，怎么能够总是干扰让他们不得安宁呢？如果担心豪强们欺瞒而逃避征税，那么，即使让有关方面查检也难以保证尽符其实。只要严设赏罚的规定，允许各人自首，或者让人上告并加以逮捕，违犯的以盗用军需物资罪论处，将他们的土地交给上告的人耕种，这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而赋税也就能够全部收缴入官，何必干这种纷纷扰扰的事情呢？况且还有三条原因不能实行：假如每年都清查，那么夏熟田春天就要清量，秋熟田夏天清量，中间杂种的庄稼也必须随时丈量，一年之中没有休止的时间，民众将感到厌烦并逃避，这样耕种就会误失农时，或者只耕种肥沃的田地而抛弃其他的，这时，所收的数额依旧的话能够交来的赋税就要减少许多，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清查田地时，县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里去，这样，乡间小吏们就能够暗中贿赂，上下其手，假写文字，反而失真，这是原因之二。民田和军田犬牙交错，相互之间如勾结起来冒认，朝廷只凭当地官府的簿籍收赋税，到时如果发现少于原有数额，那么误缺粮食物资储备的事必然发生，这是三不可。凡朝廷办事，务必要办到底，如果已实行了又中途停止，岂是一种好的计谋呢？”于是原来议定的办法被中止。

    兴定元年(1217)十月，高汝砺又上疏说“：有人进言请求暂时和宋人议和求得边境安宁，这绝非好办法。宋人多狡诈不实，虽然彼此交和的文书经常往来，而边境的警戒却不敢立即撤除。防备既然难以撤除，那么议不议和也都是一样的。如果对方以虚辞敷衍，在正常礼仪之外别有所求，出言不逊，将怎么办？有人说‘：大定年间也曾经先派使者，现在有何不可？’须切记时候不同，事情也就不一样，难以同等而言。原来海陵王出师无名，理曲在我，所以世宗即位，先派高忠建等报知宋王，停止了在淮甸南侵的行动以修旧好。宋人随即派使者前来，书信中言辞傲慢，改变语气，不再奏表称臣，要求归还旧疆土，双方成为兄弟国家。虽然宋朝的枢密院和我国的元帅府时常通信访问，而入侵的行动从未停止过。后来，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打败了宋将吴瞞、姚良辅，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打败了李世辅，斩首五万级，兵威大振。世宗对宰辅大臣们说‘：以前宋人说派使者请求议和，乘我无备而进攻宿州，如今被我军打得大败，被杀过多，所以不敢再相互通问。我哀怜南北民众久困于兵燹，本意在于使民众安宁，何必计较细节问题，特令帅府写信给宋人以便议和修好。’宋人果然派使者前来和谈。以当时堂堂之气势，又无边境的祸患，还免去宋人奉表称臣的礼仪。如今宋人抛弃信义违背盟约，侵我边境，是对方理曲。如果对方来请求和议，于理为顺，怎么能由我方先提出和议而自示软弱呢？只怕不仅无益，反而招致侮辱而已。”

    十一月，高汝砺进言说：“我听说国家以民为基，民众以财为本，所以王者必然先爱其基本。国家征收赋税，以河南为最重，所征收租税经常三倍于往前。如今省部计算岁收时通宝不够支出使用，便在民间收集了桑皮故纸钱币七千万贯来补空。近来因为通宝流通稍有不畅，又要增收两倍钱。河南的人口中，农民占三分之二，如今租税大多还未交足，而此令再发出，农民如果不卖应当交纳租税的粮食，就必须减少食粮来应付。事情有难有易，时势有缓有急。如今急用而难以得到的是粮草，是由民力生产出来的，来源有限，可以慢慢收取。而容易办的是钞票，它通行于国家，变化无穷。过去大钞用起来不方便就改成小钞，小钞产生弊端就改为宝券，宝券不通行了就改为通宝，随机应变都在于国家，又何必来干扰民众呢？农民尽力供奉军用物资已感力量不足，如今又要加征通宝，如果难以交出，就会逃亡。民众逃亡就会荒废农事，军队的食粮从何而得？有关方面不考虑长久之计而贪求近利，不固其本原而计较细枝末节，只恐军储和钞法两方面都出现问题。我并非不在意于钞法，也不是有意和省部作对，只是认为钞法稍缓些，实行物价稍有提高的办法民众所害较轻，如民众不安定，军储不充足为害就严重了。请陛下考虑外间的形势，详察臣下的意见，特命有关方面减免推行，这样民众之心就会喜悦，而不足的租税就有望收到。”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相互攻击不和，准备采取划分州县地区、别封名号加以处置。高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办法。因为河北各路统帅大多是本地的义军，一时暂当队长，也有过去曾经背叛过的，不像长期在朝为官的人，知晓礼仪，懂得名份。贪婪暴虐，不守法纪，本不足为怪。朝廷因为这时正是多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