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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不可分立的四权 (第9/23页)
,又学会了铸造和使用大炮,在对蒙古人的战争中占据了优势。在乾隆时期,清朝消灭了准格尔,彻底消除了北方草原的威胁。清人很快就停滞不前了。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送给乾隆帝的礼物中有当时最先进的大炮。炮一直留在了圆明园,从来没有人动用或研究过。在60多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发现了这些大炮。它们还在原来的包装里。 骑射手是忽然地出现、射击和逃跑的。他的射箭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一种不直接的射击。在那个时代里,它的效力和破坏性几乎相等于我们今天炮队的射击。为什么这种优越性已不存在了?为什么十六世纪后游牧人民不再对定居人民使用权威了?正因为定居人民已经用炮兵来对抗他们。在很短的时期内,定居人民获得了一种人为的优越地位,把几千年的彼此间关系“推翻”了。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德国的统一与强大都大大得益于铁路。一战前,面对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德国制定了先集中兵力打击法国,然后再调转军队进攻俄国的战略。铁路允许德国从西线向东线快速调动军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是因为信任铁路而两面树敌,把不情愿的法国拖进战争,又导致了英国参战。铁路是一种道路。火车是交通工具,可以运输部队。但火车不是作战平台,不能用来向敌人发起进攻。一战时的阵地战成为消耗战。突破敌人阵地的需要导致坦克的发明。坦克具有很好的机动力、火力和防护力。装备了坦克和装甲车,军队可以在战场上快速推进,随时向敌人发起攻击。坦克兵、装甲兵对步兵就像马拉战车兵对步兵一样具有优势。实际上,坦克和装甲车就是马拉战车在工业时代的翻版。3000多年来的技术发展没有改变战争的基本模式。 矛、枪、炮的优势原理在海洋上也一样。一般而言,更大的炮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还可以射得更远,在敌人接近之前消灭他们。为了装载更多、更大的火炮,以及更厚的保护装甲,军舰的排水量也越来越大。“大炮巨舰”的趋势一直持续到飞机出现。飞机比军舰更快、更灵活,活动空间更大。飞机的制造成本却比军舰低很多,可以组成大机群,攻击火力足够猛烈到击沉军舰。那些没有及时改变装备思想的海军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b?从地中海衍生出的海权 在马汉发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海权的概念已不新鲜。只是当时人们对海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是马汉的长篇巨著让人们了解到海权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影响。受马汉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德国是后起的大国,海军和陆军都受到地理环境严重制约,因此最热衷于地缘政治学。马汉没有使用“地缘政治学”一词,却是地地道道的地缘政治学家。 马汉提出的海权,是以海上作战为前提。如果战争不涉及到海洋,就不存在海权的问题。中国的战争大都发生在内陆。战国时,秦国大败赵国,白起坑杀40万降卒,就与海权(或河权)无关,尽管秦国大军东渡黄河攻打赵国时需要船只。长平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主要形态,但在一些重要战役中,长江上的水兵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三国时,北方的魏国不习水战,长江成为蜀、吴防卫的天险。魏军被火烧连营,赤壁之战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在三国时代之后,战争显示了中国拥有海军的必要。隋、唐,以及后来的明朝和清朝,在朝鲜半岛都有两栖作战或近海海战。通往半岛的陆上补给线太长,海路就便捷了许多。蒙古人征服南宋,最后在南海上消灭了宋朝的水军;元军在日本惨败,是因为台风摧毁了船只。郑成功驱逐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原因是他有一支舰队。清军征服台湾,首先是打败了郑氏的水师。清末,日本侵略朝鲜时,要在黄海击沉清军的运兵船,再打败北洋水师。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因为美国掌握着制海权和制空权,中国不可能通过黄海派遣军队,鸭绿江大桥成为志愿军补给线上最重要的节点。 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很少遇到来自海洋的严重威胁,也没有官府需要保护的海外利益——官方放弃了这样的利益。因此,当时的中国没有必要保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地中海是最适宜早期文明和航海发展的大海。在欧洲的北方还有一个几乎封闭的大海——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一样,多港湾和岛屿。如果那里不是太寒冷而多风暴,不是远离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明,也有可能孕育地中海那样的文明。不过,波罗的海出产了维京海盗。这些海盗四处侵略,就像更早时期刚离开黑海一带大草原的印欧人一样。但维京人出现的时间有些晚,没有来得及创造文明就消融在其他民族中。从大海的角度看,可以把欧洲大陆看做是位于波罗的海、北海与地中海、黑海之间的半岛,还有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的古代文明起源于温暖的南方,最后被北方蛮族征服。地中海的气候宜人,两河流域、埃及、克里特、巴勒斯坦这些人类的早期文明就在岸边,甚至在海内。当时已经有了航海民族。相比之下,中国文明就很孤独。希腊文明晚出,在与众文明的交往之中发展起来。希腊在海岸极其崎岖的巴尔干半岛南端,在大半岛的边缘还有许多小半岛和近岸岛屿。半岛多面环海,形成了许多海湾和岬角。希腊的土地多山而贫瘠,但这却是其福所倚。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中,居民只能利用大海。公元前1100年或更早,当古希腊人刚从北方迁移到这里时,他们还不认识大海。他们惊讶地问当地人:那一大片水是什么?回答是Thalassa(海)。希腊人征服了这个地方。 许多中国人对雅典有一些了解,却经常忽视了斯巴达,于是留下了古希腊是海洋文明的印象。这个印象是片面的。这个片面的印象显示了一个事实:雅典对后世的影响要比斯巴达的大很多。雅典的影响主要来自它的精神遗产:民主、哲学、文学、雕塑、建筑、航海,这些可以列入软实力的范围。精神遗产比物质遗产更持久,在一定时间之后的力量也更大。所以,雅典照射到后世的光芒比斯巴达更灿烂。对于古希腊的地缘政治格局,修昔底德有过明确划分:“雅典和斯巴达显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用现在的地缘政治学术语来说,它们一个是陆权国家,一个是海权国家。在希波战争(前490-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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