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8/19页)

现在谈谈对您称为‘墓xue中的苏维埃天堂’的情况:这个天堂，我们也曾被邀请进，格龙奇和我，但我们害怕，不是怕死人，而是怕活人，因为陵园位于老市区和郊区之间，正是飞机扔炸弹的中心地区，至于死人在这个天堂，没有什么叫我感到不安的里，人们毕竟在地下墓窟里聚会，举行庆祝活动，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我认为加尔默罗会修道院教堂地下室旁边的地窖更安全———我的证件让巡逻队随便来检查吧，可是待在陵园的墓xue里，又会引起怀疑了。到头来，你再也拿不准什么身份最保险了———潜伏的犹太人，潜伏的分离主义者，没有开小差或开小差的德国兵，逃犯或在押犯。再者城里到处都是逃兵，在他们附近一点也不舒服，动不动就开枪，双方都这样。格龙奇也同样害怕，他四五十年来可说难得离开陵园。这时，他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离开陵园，到乡下去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什么地方甚至参加了人民冲锋队。他说得对: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一种合法的形式都是最好的保护。我的座右铭则是———现在可别轻举妄动，带上还过得去的证件找个地方隐蔽起来，耐心等待。我完全是有意地———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说实话，因为那里有的东西是我们做梦也不敢想的———抢劫我完全是有意地不去参加，因为这当然是非法的，要判死刑，而且抢仓库时德国人还正经八百地把这座城市统治着，我不想背这个罪名，即使只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要活，要活命———当时我四十一岁，我想活，在最后几天不想还拿这条命去冒险。所以，我不声不响，在美国人进城三天前甚至仍不敢说战争已结束或打败了。自从头年十月起，标语传单上白纸黑字写着:全体德国人民毫不留情地要求公正地惩治制造恐慌情绪的人、失败主义者、悲观论者、敌人的走狗———而这种惩治只有一个名字:死。他们简直是越来越疯狂了，某地有个妇女洗好床单在外面晾着，他们就把她枪杀了。他们以为她升起了白旗，就把她打死了———用机枪朝窗子里乱射。不，宁肯饿肚皮再等几天，这就是我的准则。二日空袭后这种大肆抢掠———我认为太危险了，再把东西拉到陵园去，那是有生命危险的，无论如何，这座城市还在德国人手里，他们声称要进行防守。等到德国人终于撤走以后，我就不再犹豫了。我立即去找美国人了，立即和我的法国朋友联系；我分到一幢漂亮的小住宅，并领到第一张花店营业执照。在老格龙奇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一直使用他的设备，把付给他的租金分文不差地存在一个帐户上，我等到他一九四六年回来时，就一丝不苟、有条有理地把花场移交给他，自己另行开店。接着佩尔策老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回来了，他虽然八面玲珑、面面俱到，但还是需要一张清白证明。是谁给了他清白证明呢？是谁在非纳粹化法庭上替他说了好话呢？是莱尼和我。是的，我们帮他过了关，我这样做违背了两条信念，一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是个无赖；二是违背我的商业利益，因为他必然会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他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都是我的竞争对手。”说到这里，提供情况的赫特霍尼突然显得十分苍老，近乎老态龙钟，先前绷紧的脸皮突然松弛下来，摆弄着茶匙的那只手举棋不定，声音在颤抖，几乎在震动。“到今天我也不清楚，替他洗刷———帮他过关是否对头，不过您要知道从十九岁起到四十二岁我一直受迫害，从埃吉丁贝格战役到美国人进驻，受了二十二年的迫害，种族上的，政治上的，随您怎么说———佩尔策是我有意选择的，因为我想:在一个纳粹分子手下最安全，而在一个为非作歹、腐化堕落的纳粹分子手下则尤其安全。我知道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格龙奇也常向我把他的情况介绍，如今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吓得面如土色，并且把他那个确实无辜、对他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的妻子和他那两个确实可爱的儿女也带来了。他的两个孩子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很讨人喜欢，他那个面色苍白、有点歇斯底里、完全被蒙在鼓里的妻子也使我感到难过。他问我，是否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十年中，有人能在背后议论或指出，他对我或别人做过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不近人情的事？无论是在场内场外，一个人是否应当原谅和忘记———他是这么说的———年轻时的罪过？他很机灵，没有向我行贿，只将一点小小的压力施加，提醒我，他曾吸收我参加花圈翻新组，也就是说，当我做心腹朋友———他当然也想暗示，我自己也并不怎么干净，因为把偷来的花圈收拾干净，甚至连缎带也加以利用，这可不是的什么光彩的事———嗨，最后我心软了，给他开了清白证明，请我的法国朋友为我担保等等。他对莱尼也是这样干的，莱尼政治上那一阵儿正走红运，跟她的女友洛蒂一模一样，她们俩有可能飞黄腾达———可莱尼就是那样的人，她无意向上爬，佩尔策提出和她合伙经营———我后来也向她提过———随后又提出和她父亲合伙经营，但父女俩都不干。他完全装作是无产者，不想再做生意了，只是笑一笑，劝莱尼给佩尔策他所要的‘东西’，即那张清白证明。她这样做了，当然不要任何回报。这已是波利斯死后的事了，那时她完完全全变成了一尊雕像。哦，她给他开了清白证明———和我一样。他这样就得救了，因为我们俩说话还是有点作用的。如果您问我是否后悔，我既不说不后悔，也不说后悔，也许后悔更不说了，我只说: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掌握在我们手心里，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您明白吗？掌握在我们手心里，凭一支钢笔、一张纸，往巴登-巴登和美因茨打几个电话，那时候真是一个荒唐的时代。莱尼有点倾向于德国共产党，而非纳粹化法庭就有一个共产党的人，等等。总之，我们洗刷了他，关帮他过了关———我还得说，不管他平时做生意多么善于投机取巧，不管他多么心狠手辣、为非作歹，但他没有再成为法西斯分子，即使后来这样做大有好处或重新有好处时，他也没有干，不，从来没有。这一点必须承认，他这一点必须承认，他也与我竞争，从来没有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同格龙奇也没有，这应当承认。尽管如此———一想到他的命根子曾在我们手心里掌握，我就感到十分恶心。最后，连伊尔泽克雷默尔也一起干了———她被佩尔策说服了，她是政治上的受迫害者，完全有据可查，她的话像莱尼和我的话一样有分量，尽管有我们两人证明就足够了，但他还想要她开一份清白证明，并且也拿到了这份证明———对什么克雷默尔这个婆娘都满不在乎，对佩尔策的提议，对我的提议，对这时重新出头露面的那些老同志都不在心上放着。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当时就已如此:‘我不想再干了，我不想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