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2/9页)

他点着香烟，插进烟嘴儿，波加科夫只要用嘴吸就行了。由于设计了“受用的吸烟架”笔者博得波一定程度的好感，使他从而谈得更起劲，这是无可否认的，正如笔者通过赠送香烟改善了波每月区区二十五马克的零用钱一样，这样做不仅仅是———他矢口断言———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原因的。现在请看波加科夫的陈述；由于喘息和吸烟时而中断他的话，不过这里以记录形式不间断地完整地予以复述。

    “自然我们的处境谈不上绝对受用！但相对地说是受用的。至于波利斯科尔托夫斯基，他全然，确实是全然不知情，能来到我们营里，他就觉得是意外的幸运了。他一定猜到有人在暗中帮忙，但此人是谁到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是能想到的。我们只能在最严密的监视下拆毁着火的房屋或救火，抢修被炸坏的公路和铁路———往自己口袋里谁要是敢塞哪怕一根铁钉，是的，只是一根普通的铁钉，而对于一个囚犯来说一根铁钉可能是贵重之物，如果被抓住，他被抓住，那就可以说他甭想再活了———我们干的就是这种活儿，而那个毫不知情的小子，每天早晨却由一个脾气好的德国哨兵接送到那个非常受用的花圃去。他白天在那儿干些轻活，后来甚至到半夜才回来，甚至还———这一点只有我知道，此事当我得悉后真为这个小子受用的脑袋担心，就像为我亲生儿子的脑袋担心一样———有一个姑娘同他相好！这件事虽然没有使我们起疑，忌妒却使我们感到了，而这种情绪在俘虏中间是大量存在的，即使并不令人受用。革命胜利后我在维捷布斯克上学，每天早晨有一个同学都坐马车，真的坐出租车上学———波利斯给我们的感觉就像他一样。他后来带回来面包甚至黄油，有时还有报纸，而且总是带来战争形势的消息———甚至引起轰动地带来只有资本家才能穿的高级衣服———才略有改善他的处境受用，不过还谈不上，因为我们营自封的政委维克托根利肖维奇不相信，波利斯所得到的许多受用是资产阶级所说的走运。他认为这违背历史的逻辑。可怕的是，他最后得悉他说对了。至于他是怎么知道的，就只有天晓得那个了。反正过了七个月他就知道了:波利斯一九四一年就在柏林父亲的寓所里认识了父亲的一位朋友(此人姓名从略，笔者因此已保证不予披露。)战争爆发后，波利斯的父亲被调到情报部门工作，是潜伏在德国的苏联间谍的联络人之一，将许多条线和联络点掌握了。他利用其中一条渠道把儿子被俘之事通知了那位先生，请他帮忙。用时髦的说法，他里通外国，以权谋私，勾结一个最坏的德国大资本家，为自己儿子捞好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是怎样打听到这一点的您就别问啦！他们也许当时就有了通讯卫星，这些狗杂种。不过，后来他还获悉一点，而波利斯始终却不知道:因此他的父亲被抓走———‘砰砰’，丢了老命。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认为，只有历史的逻辑，不存在我那位虔诚的朋友和黄瓜爱好者贝伦科当然会说成是天意的资产阶级运气，究竟他对不对呢？对波利斯的父亲来说，是非常不受用的下场，对波利斯来说就并非如此，因为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猜疑超过了实际情况:是否那些顶好的衣服直接来自那位先生之手？人们甚至知道，此人反对同苏联打仗，主张希特勒同苏联缔结永恒的、坚强的、牢不可破的同盟，甚至敢于在柏林送波利斯、波的父母和meimei莉迪娅上火车，一一同他们热烈拥抱，并在分别时提出要和波利斯的父亲以‘你’相称。波利斯进这家奇怪的花圃去扎花圈，给法西斯分子的花圈起草挽联与此人是否有直接联系？不，不，不，他与他没有联系，只与那些男女工人们有联系。那么———为了在这种该死的受用情况下至少能有所作为———他们的情绪如何，德国工人的情绪又如何呢？三人明确支持，两人保持中立，两人可能反对，他们虽然不能直接表示出来！这又与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情报不一致，以他的情报为根据，一九四四年德国工人正处在一次暴动的前夕。该死的，我告诉您，这小子的处境复杂，巨大的代价，为他的受用付出了。他的情况完全不合历史逻辑，确实他有个相好的女人，甚至后来还多次同那个漂亮迷人的姑娘寻欢作乐，如果被人知道的话———天哪！他因此一口咬定，送给他的东西———后来越来越多，有衣服、咖啡、茶叶、香烟、黄油———给他藏在一个泥炭堆里的是一个他不知道的人，至于有关战事的消息，他说是他的老板、那个花奔和花圈商偷偷告诉他的。虽然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固执己见，却并非有便宜不沾:他接受了送给他的一件真正的羊绒背心、香烟以及———这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礼物———他接受了一张极小的欧洲地图，那是从一张袖珍日历上撕下来的，像一小块糖果那样大小巧妙地折叠了———这可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珍贵礼物。我们终于能具体知道我们的人打到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推进了。维克托把羊绒背心偷偷地穿在他那件破破烂烂的汗衫里面，是灰色的羊绒背心，看上去就像一件肮脏的破衣服。这件背心因为甚至有可能使某个德国哨兵动心，也会觉得它十分受用。波利斯从此以后，就经常向我们提供有关战线位置、苏联和盟国军队进军的可靠消息———从此他备受维克托根利肖维奇的垂青，这种消息鼓起我们的士气因为后者正迫切需要———由于他受到维克托垂青，自然他就失去了其他人的信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只要你了解战俘的辩证法的话。”这么多情况，为了从普约特彼特洛维奇波加科夫那里搞到，先后需要五次有利的时机。笔者不得不自己掏钱买了一个吊盐水瓶架子送给波加科夫，因为借来的那一个时常得拿走去派原先的用场，为了打发走贝伦科和基特金两人，笔者甚至还买电影票和音乐会入场券，根据《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和《日瓦戈医生》等小说改编的彩色影片好让他们去看，欣赏姆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的精彩表演。

    笔者这时认为该去打扰那位高层人士了。在这里补充一点也许就够了:在一九○○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德国人以及同一历史时期的任何俄国干部和苏联干部，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克里姆林宫的所有大门，即使在今天，也许甚至通向毛的书斋的那扇小门———它如果还未曾打开的话———都会随时向他敞开。笔者已向莱尼许诺，而且她自己也保证:这个名字决不说出的，即使遭到严刑拷问也不说。

    为了使那位先生心情愉快，也为了并非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地请求他赏脸，也许今后再进行几次提供情况的谈话，笔者不得不坐了大约三刻钟火车———只能将这些情况透露了———往北方和东北方向，还掏腰包给他的夫人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