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5/10页)

富汗人，从西方来的阿富汗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脖子伸得老长。”

    “观光客。”

    “对。”

    “像看色情表演。”

    “也许你是个好小伙子。”

    “如果你讲给我听，”他说“我会把它当成一件礼物。”

    于是她讲给他听了。

    罗诗和父母、两个jiejie，还有一个很小的弟弟一起住在农村，村子位于喀布尔和巴格拉姆之间三分之一远的地方。就在上个月的一个礼拜五，她大伯，也就是她父亲的大哥，过来串门。大约有一年了，为了罗诗家住的房子，她父亲和大伯一直在闹别扭，大伯觉得那房子按理应该属于他，因为他是长子，可父亲把房子留给了最喜欢的小儿子。不过他来的那天，一切都挺好的。

    “他说他想给争斗做个了结。”

    为了做准备，罗诗的母亲杀了两只鸡，做了一大锅米饭加葡萄干，去市场买了新鲜的石榴。大伯一来，就和父亲亲吻，拥抱。罗诗的父亲抱得那么用力，把他哥哥的两只脚都从地毯上提了起来。罗诗的母亲哭起来了，因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家人坐下吃饭，菜上了一道又一道。他们吃完石榴，还有绿茶和小奶糖。大伯离席，到屋外去上厕所。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抓着一把斧头。

    “砍树的那种。”阿姆拉说。

    头一个砍的就是罗诗的父亲。“罗诗告诉我，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什么也没看见。”

    只一下，从后面砍到脖子上，几乎让他身首分离。接下来是罗诗的母亲。罗诗看到母亲试图反抗，可是几斧子下去，砍在脸上和前胸，她便没了声音。此时，孩子们在尖叫，奔逃。大伯在追逐。罗诗看见一个jiejie跑向走廊，可是大伯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掀翻在地。另一个jiejie虽然跑进了走廊，但大伯追了上去，罗诗听到他踹倒了通往睡房的门，一声又一声的尖叫过后，便是寂静。

    “所以罗诗，她决定带上小弟逃跑。他们跑出屋外，他们跑向大门，可是门锁上了。大伯他干的，肯定是。”

    他们又往院子里跑，惊慌和绝望之下，可能忘记了院子里没有门，没有出路，墙又太高，爬不上去。当大伯冲出屋子，冲向他们的时候，罗诗看见，年仅五岁的小弟跳进了泥炉，就在一个钟头之前，母亲刚刚在炉子里烤过馕。罗诗听到他在火焰中不停地尖叫，自己绊了一跤，摔倒了。她翻过身，仰面朝上，正好看见天蓝蓝的，斧头呼啸而下。然后一切都消失了。

    阿姆拉住了口。屋子里，莱昂纳德·科恩唱起了现场版的《谁死于火》。

    伊德里斯此时一个字也讲不出来，即使能开口，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这是塔利班、基地组织，或者某个妄自尊大的圣战者游击队指挥官干的，他也许会说几句，表达一下于事无补的愤慨。可这事不能怪到希克马蒂亚尔、奥马尔毛拉、本·拉登，或者布什和他发动的反恐战争头上。在这场屠杀的背后，是普普通通的、完全世俗的原因，这便显得更为恐怖，也愈发让人沮丧。“无谓”这个词在脑海里浮现，他却说不出口。人们总是这样讲。无谓的施暴。无谓的谋杀。仿佛你可以实施有谓的、明智的谋杀。

    他想到那个女孩，罗诗，待在医院里，靠着墙蜷成一团，脚指头绞在一起，脸上还带着孩子气，剃光的头顶上是一条裂缝，拳头大小的一团白花花的脑组织从里面挤漏出来，堆在她的头顶，好像锡克教徒缠头布上打的结。

    “事情的经过是她亲口跟你讲的吗？”他终于开口问道。

    阿姆拉用力点了点头。“她记得非常清楚。每个细节。她能告诉你每个细节。我希望她能忘记，因为这些很坏的梦。”

    “那个小弟呢，他怎么样了？”

    “太多烧伤。”

    “那位大伯呢？”

    阿姆拉耸了耸肩。

    “他们说要谨慎。”她说“在我的工作中，他们说要谨慎，要职业，卷到里面不是好主意。可是罗诗和我…”

    音乐戛然而止。又一次停电。有一会儿，四下里漆黑一片，只有月光。伊德里斯听见人们在屋里嚷嚷。手提的卤素灯迅速派上了用场。

    “我为她战斗。”阿姆拉说。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不罢休。”

    第二天，铁木尔要坐那两个德国人的车去伊斯塔立夫，一座以黏土陶器闻名的小城。“你应该一块去。”

    “我要待在屋里，读读书。”伊德里斯说。

    “读书在圣何塞也能读，老兄。”

    “我需要休息。昨晚可能喝得太多了。”

    德国人接走了铁木尔，伊德里斯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凝视着墙上已经褪色的六十年代广告画，画中四个笑容满面的金发游客，正在班达米尔湖畔徒步旅行，它仿佛一份遗物，出自他本人在这儿、在喀布尔度过的童年时代，那时战争还没有爆发，一切都有待呈现。过了中午，他出门散步，在一家小饭馆吃了烤rou，权当午餐。这顿饭吃得可不算好，因为有一大帮脏兮兮的小脸儿贴在玻璃上往里看，盯着他吃东西。真不舒服。伊德里斯暗自承认，对付这种事，铁木尔要比他强。铁木尔把它当成游戏。他活像一个带cao的教官，吹着口哨，让要饭的小孩排成一队，然后，突然从他的赈灾专款里抽出几张钞票，一张接一张发钱，每发一张，就磕一磕脚后跟，敬个军礼。小孩们喜欢这一套。他们还会还礼呢。他们叫他卡卡，有时往他腿上爬。

    吃过午饭，伊德里斯拦了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到医院。

    “先找个巴扎停一下。”他说。

    他抱着盒子穿过走廊，两边的墙上遍布涂鸦，一间间病房用塑料布做了屋门，有个戴眼罩的老汉拖着赤脚，病人们躺在闷热的房间里，屋里的灯泡已不知去向。到处都是酸臭的体味。到了走廊的尽头，他先在帘子外稍停了一下，然后才把它掀开。看到那女孩的时候，他觉得心里翻江倒海。女孩坐在床边，阿姆拉跪在她身前，正在给她刷那口小牙。

    有个男人坐在床的另一侧，骨瘦如柴，皮肤黝黑，黑发短粗，胡子像耗子窝般又脏又乱。伊德里斯一进来，他立刻起身，一只手平按在胸前，鞠躬致意。伊德里斯又一次受到了打击，因为当地人一眼就能认出，他是个西方化了的阿富汗人，因为一点点的金钱和权力，就能为他在这座城市换来毫无根据的特权。男人告诉伊德里斯，他是罗诗的舅舅，娘家那边来的。

    “你回来了。”阿姆拉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