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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9/15页)
。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好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还有,我对您刚才说的话非常吃惊。对这些诗,您说您并不以此为荣。那么您有过自己喜欢的作品吗? 妮拉·瓦赫达提:您问了个棘手的问题。我想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只要不考虑它们的创作过程。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的意思是结果和手段应该分开。 妮拉·瓦赫达提:我把创作过程当作一种必要的盗窃行为。如果对一部优美的作品深入挖掘,布斯图勒先生,您一定会找出形形色色不光彩的举动。创作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恣意破坏,把他们变成不情愿,也不知情的参与者。你盗取别人的欲望,别人的梦想,偷走别人的缺陷,别人的痛苦。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故意在这样做。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就特别长于此道。 妮拉·瓦赫达提:我这样做不是出于某种崇高、堂皇的艺术观念,而只是因为我没有选择。创作的冲动实在过于强烈,如果我不屈服,就会失去理智。您问我是否引以为荣。我发现有的东西很难去夸耀,因为我知道,这是通过道德上有疑问的手段获得的。谁吆喝谁决定吧,或者谁也别做这个决定。 她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拿瓶子里剩下的给自己满上。 妮拉·瓦赫达提:不过呢,我可以告诉您,在喀布尔一个替我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人把我看成是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尤其是我父亲。他说我写的东西纯属婊子的梦话。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他说我败坏了他的姓氏,再也无法补救。他说我背叛了他。他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做一个品行端正的女人就那么难。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是怎样回答的? 妮拉·瓦赫达提:我告诉他,我不在乎他那套品行端正的说辞。我告诉他,我才不想拿狗链子往自己的脖子上套呢。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猜这只会让他更生气。 妮拉·瓦赫达提:那当然。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接下来的话当讲不当讲。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我确实理解他的愤怒。 她眉毛一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就像个族长,对不对?而您对他相信的一切,珍视的一切,构成了直接的挑战。争辩呢,在某种程度上说,既通过您的生活,也通过您的写作,是在为女性拓展新的边界,让女性拥有以自己的身份发言的权利,从而实现合理的自我认同。您当年一直在反抗男人的垄断性特权,这种特权世世代代都由他那样的男人把持着。可以说,您当年讲的是不能讲的话。您当年从事的是一场小规模的、一个女人单打独斗的革命。 妮拉·瓦赫达提:那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自己在写性。 艾蒂安·布斯图勒:性确实是一个方面,难道不对吗? 我翻了翻笔记,提到几首诗,它们都非常明显地涉及了rou欲——《棘》,《枕》,《如果没有等待》。我也实言相告,这几首并非我的最爱。我评论说,它们缺乏细腻和朦胧。打动我的是诗中的挑衅色彩,而这正是阿富汗妇女的愤怒控诉。 妮拉·瓦赫达提:是的,我的确愤怒,我愤怒是因为那种一定要让我与性绝缘、与我自己的身体绝缘的态度。因为我是个女人。而女人,你不知道吗,女人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智力上,统统都发育不全。女人缺乏自我控制,对不对,她们容易受到rou体上的诱惑。她们是性欲超强的生物,因此必须加以约束,以免她们钻进每一个艾哈迈德,每一个马哈茂德的被窝。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是…请恕我直言…您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对吗? 妮拉·瓦赫达提:那只是对旧观念的抗议。 她爆出一阵开心的大笑,充满了调皮和狡猾的机灵劲儿。她问我想不想吃午饭,说她女儿最近刚帮她把冰箱装满,接下来她做了熏火腿三明治,吃到嘴里才知道好吃极了。她只做了一个。她自己喝酒。她又拿了一瓶,拔掉塞子,点了支烟,这才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您是否同意,布斯图勒先生,为了这次交谈,我们应该让气氛保持融洽? 我说我同意。 妮拉·瓦赫达提:那就帮我两个忙:一、吃您的三明治;二、不许再看我酒杯。 不用说,这一招先发制人,打消了我探问喝酒之事的所有念头。 艾蒂安·布斯图勒: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病了,那是1948年,我十九岁。病得很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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