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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赛珍珠 (第22/22页)
格限制。美国人感兴趣的,是如何表现中国人的落后。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由来已久,在西方人的神怪故事里,扮演心地丑恶的反角,通常是东方人,而东方人的故事里,红发蓝眼睛大鼻子又肯定是坏人。为再现所谓真实的中国,《大地》剧组到处寻找破旧的村庄,越破越好。中国当局对这种做法十分恼火,他们给剧组设置了重重障碍,在电影就要开拍之际,一定要把村庄重新粉饰一下,女人们都要穿上干净的衣服,头上还要戴一朵花。 成为美国人笑柄的,是有关当局竟然异想天开,希望电影中出现一辆美国式的拖拉机,让拖拉机来代替赛珍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大水牛。中国人坚持认为,既然美国人是想拍一部中国的电影,就应该拍对中国有些好处的片子。中国目前虽然落后,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一切正在改革。可是美国人才不会花他们的钱来为中国做广告,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干着,中国人拿他们没办法,只好捣乱。美国佬遇到了一些事先绝不可能会想到的麻烦,各式各样的小事故接二连三,而最后的事故却是致命的。当剧组返回美国以后,装在锡盒中的大部分胶片,竟然被硫酸腐蚀坏了,结果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整部片子中只有12分钟的镜头,是在中国实拍的,其他的只好在美国补拍。影片中有一个著名的满天飞舞的蝗虫的镜头,是在美国的西部拍摄的。还有作为活道具的大水牛也是美国正宗国产,它后来成了好莱坞的宠物,人们参观好莱坞时,都争着和它一起拍照。 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传奇,似乎也在起着作用。美国剧组显然是得罪了东方的神灵,导演欧文?赛尔伯格在拍摄途中突然病逝。继任的导演满怀恐惧地把片子拍完后,壁炉上方悬挂着的巨幅画像无缘无故地跌落下来,差一点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美国人再也不敢到中国来拍摄他们的电影。《龙种》开拍的时候,他们干脆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拍摄。赛珍珠曾应邀去拍摄现场做客,在那里,她发现扮演女主角的赫本,穿的是一件男人的上衣,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大明星赫本特别喜欢中国男式上衣的条纹。谁都清楚当时中国妇女留着什么样的发型,可是赫本坚持要留自己喜欢的刘海。电影中的桥,也是想当然的,至于梯田,更是漏洞百出。美国人设计的梯田,不是台阶形,而是上下垂直的走向,这种所谓在镜头上十分好看的梯田,根本起不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毫无意义。 反正中国人正在进行浴血抗战,好莱坞想闹什么笑话就让它去闹。赛珍珠已经把版权卖给了好莱坞,她根本不可能阻止这种胡闹。事实上,美国人对东方的兴趣,也不可能太长久,不过是隔了若干年以后再时髦一番。时至今日,东方题材的影片又有重新走俏之势,这显然也是罗燕女士找到我的原因之一。如果重新拍摄赛珍珠的作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再闹好莱坞曾经闹过的笑话。今天的好莱坞和过去相比规模更大,实力更雄厚,影响力也更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能不出洋相。今天出洋相的可能性和以往相比,机会是一样的。技术方面也许会更完善,演员的演技也可能会更出色,然而观众的口味也变得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欺骗。 当这篇小说快写完的时候,我遇到了可以记下来的两件事。一位我认为也许是中国最优秀的男演员,从法国又打电话又托人带信给我,说是很喜欢我最近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长篇小说《1937年的爱情》,这消息让我很高兴,因为我确实觉得,如果我的这部长篇能够拍电影,这位男演员是最佳人选。然而同时,我又有种预感,这件事很可能不成,我的小说也许根本就不适合改编影视,起码目前情况是这样,类似的情况已经遇到过许多起。 另一件事,是罗燕女士和我约定的日期就要到了。几天前,我有幸与苏童和黄蓓佳一起去苏北签名售书,聊天时完全出于偶然,黄蓓佳很高兴地告诉我和苏童,她正在为罗燕和胡雪桦改编赛珍珠的小说。我立刻反应过来,黄蓓佳很可能便是罗燕向我提到的那位美国人。这是一场十分有趣的游戏,很可能他们是怕我会有什么想法,于是给我了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让我研究赛珍珠,沉浸在赛珍珠的故事里。如果黄蓓佳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就没有必要再来找我。如果不满意,便再让我继续为他们打工。我突然明白一个月前我与胡雪桦和罗燕见面时,为什么晚上7点钟就匆匆结束谈话。罗燕说她和一个朋友有约,这个朋友显然就是黄蓓佳。 我真心地觉得有这么个机会,重新走近赛珍珠,并不是什么坏事。我不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不想就此埋怨谁。原因有时候并不重要,结果也同样不重要,我觉得心满意足的,是我完成了走近赛珍珠的这个过程。当我走近赛珍珠的故事,又一次抚摸着已经成为往事的历史时,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原始动机。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我交替地回忆着两个人不同寻常的故事,一个是在文学上取得殊荣的赛珍珠,轻而易举地就走进了文学的大殿,登堂入室,对号就座。一个是在文学上毫无成绩的刘岳厚,终生在文学的殿堂之外徘徊,忙碌了一辈子也不知道大门在什么地方。这两个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多多少少让我有些感想。对于我来说,这篇小说结束以后,赛珍珠将重新回到书橱里去,继续载入史册,而刘岳厚则将埋在村头的土坡上,很快地被人遗忘。 30年前,我还是刘岳厚的学生。那时候,我在祠堂小学读书,在学校门口那条大河里游泳,在村头那个高高的长着青草的黄土坡上玩耍追逐。如今,那个巨大的黄土坡已经坟满为患,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埋葬刘岳厚的地方。从接下刘岳厚遗稿的那一天起,我就为它感到深深的烦恼。把它接下来,本身就是个错误,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小的负担。我不想保留这包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手稿。而且我相信,他的手稿即使变成铅字,放在书橱里,也不会有人看。他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应有的高度。这一大包手稿毁了他的一生,也安慰了他的一生。刘岳厚值得留下的,只是一份对写作的热爱,这种热爱才是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之一。一个人最终有没有达到目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去追求,重要的是追求的这个过程。明年春天,我将重返旧地,去刘岳厚的坟上扫墓,然后将那份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为负担的手稿化为灰烬。这些手稿是刘岳厚的,最后还是应该属于他。 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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