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 (第4/24页)

阶段叙述：前期自1789年5月三级会议开幕到1792年8月，历时3年多，其目的在制定君主立宪。1792年8月，路易失去所有职权，革命由温和走向极端，终至恐怖时期（reignofterror，简称恐怖Terror），后因“热月反动”（ThermidorianReaction）才得结束，时为1794年7月，后期也历时近两年。此后迄拿破仑于1799年11月兵变夺取政权为止，其间5年多，只算是收束整顿的时期。

    三级会议召开时，第三级代表约600人，第一二两级各约300人。起先国王和议会坚持按照1614年的成例，三级分开讨论表决，如果某一议案获得两级的同意即算通过。显然的，这样无法对国家体制作任何更革，即想改变方针与政策也必困难重重。所以第三级的代表主张所有代表一堂磋商，集体表决，在这主张之下，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大会”（NationalAssembly，这组织后来自称“宪法制定会议”[ConstituentAssembly]，由宪法制定会议参加产生的代议政治机构称为“立法会议”[Legisla-tiveAssembly），于1791年集会。以上都与革命后期的“国民会议”[NationalCo女ention]不同）。因为国王封锁议会的场所，这些代表聚集于凡尔赛宫室内网球场，也鼓动一部分代表下级僧侣和前进派的贵族参与，又怕国王以武力压制，与会的人签名誓约之上，内称除非达到目的，决不分散。其中提到国民大会之召开，其目的在“草拟宪法，给国家以新生，并且厘定君主制之正确原则”

    这样展开革命的程序。路易十六看到局势已无法掌握，就指令第一级和第二级的代表一体参与。他的让步并非出于开明主见，而是于内外的威胁，而巴黎既感到粮食恐慌，又不知道国王意向所在。他集中军队于巴黎内外以防止暴民蠢动，保护国民大会的安全。但是所谓暴民既经组织，实际已是革命的群众力量，和国民大会里一部分代表之护身符。

    三级会议于5月5日集会讨论，6月20日有网球场誓辞，6月25日巴黎公社组织就绪，7月14日巴士底监狱被攻陷，7月17日路易十六前往巴黎巡视，希望抚慰众情，10月5日仍有巴黎街头妇女6000多人冒雨手执标枪，又挽两门炮，跋涉12英里，到凡尔赛宫向国民大会和国王请愿，提出“要面包”的要求。由于她们后面还有国民军两万人的支持，国王与王后被迫由凡尔赛迁往巴黎的特拉里兹官（Tuileries）。两周之后，国民大会在巴黎开会，从此彼此都在巴黎群众阴影之下，巴黎公社所指挥之群众或暴民，对以后国事的进展有了左右全局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些事迹还找不到确切的解释。即如巴黎的暴动与妇女的示威，显然有人策划主持。他们是谁？当初目的何在？虽说历史家各有猜测，最可能从中获利的乃是奥尔良公爵（ducdeOrleans），当今国王的远房叔父，他自己想做立宪君主，也可能是赛亚司和米哈波预闻其事，甚至有人怀疑，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成名，今被公推为国民军司令的拉法叶（LaFayette）。还有几个办报纸的主笔，也被指责唆使主动，却没有人提出可靠的证据。总之从人身方面的观察，很难写出此中确定的历史。

    并且1789年收成良好，粮食问题也一度解决，紧张的空气业已和缓。那么何以以后翻天覆地的情事尚待展开，而且内战与断头台上之不断流血，仍在3年以后产生？

    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压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交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而带妥协性，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必有蹊跷。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少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日），会议延长到清晨两点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务须有关的人大部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进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魔术”所以宣传的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入各种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口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且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缠到1793年，其情节即是一种“道地的内战”

    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入，国会就决定对他们发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国领土各按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会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Constitutionofthe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

    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马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钵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