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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牧师女儿:奥威尔与老鼠1 (第1/3页)
6、牧师女儿:奥威尔与老鼠(1) 我独自一人,好可怜。 ——1934年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这个时代有时候让我厌恶,我被迫在一个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 ——1934年9月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 《巴黎伦敦落难记》于1933年1月9日出版,虽然被广泛接受了,但还是不乏一些贬斥之词。一个饭店老板非常生气,写信给《泰晤士报》,投诉奥威尔的书损坏了他这个行业的名声。几天后,奥威尔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做出反驳。他指出,受到抗议的段落不是针对整个巴黎的旅社而是具体针对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这一点,他就没有资格质疑奥威尔的评价。这些评论被送到蒙塔古镇的家里,理查德和艾达·布莱尔对此很感兴趣,同时又有一些惊恐。像他们这个阶级和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他们不赞成过于直露的情感和身体欲望的表达。阿弗丽尔回忆说“那时从来不会讨论性和情爱之类的话题”因此,知道儿子写的东西可以成为勃鲁盖尔画中的内容,布莱尔夫妇肯定会大为震惊的。但是,不管作品的题材多么敏感,成为作家还是布莱尔夫妇能理解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所赞成的。可以想像,看到奥威尔初步的成功,他们是非常高兴的。1月的第3个星期,奥威尔回到赫斯,留了100页《在缅甸的日子里》的稿子给摩尔,之前还又给摩尔写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他说,《星期天邮报》上已经把这本书列为“本周畅销书”这些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呢? 奥威尔这时候已经快30岁了,对于30年代的文坛来说,他的起步已经算很晚了。伊夫林·沃23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书,安东尼·鲍威尔是在25岁,格雷厄姆·格林是在24岁。当时的媒体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比今天少,但奥威尔几乎完全是在当时的图书界之外。他不给时尚杂志写文章,不在出版界工作,他签到的写作合约也少得可怜。毫无疑问,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他借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嘴说出的那些义愤填膺的话,完全是出于奥威尔对自己在30年代早期的权力做主的文学界的局外人身份的介怀。“草地!血淋淋的草地!”戈登对着小说季刊《普里姆罗丝季刊》的编辑们呼喊:“为什么不直接说呢,‘我们不要你那血淋淋的诗歌。我们只接受同在剑桥认识的朋友的诗歌’。”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奥威尔也有好几首诗被他在伊顿公学认识的人接纳了,但这并不能减少他受排斥的感觉。30年代早期的文学界因为杂乱纷呈而臭名昭著。约翰·斯奎尔爵士是《伦敦信使》的幕后cao纵者,他和他的同党控制了半打的杂志和报刊,弗吉尼亚·沃尔夫也毫不忌讳地把文学界野心勃勃的家伙骂得狗血喷头——最令她厌烦的是西里尔·康纳利,他通过在中学和大学里建立起来的关系网来提升自己。 关于此时的奥威尔,上述种种都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他的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比如他此时外表如何?关注什么?有什么打算?早先的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告诉我们,大家是喜欢他的,同时又觉得他有距离感,不合群,但没有人觉得他特别的引人注目,也不属于任何文学圈子。理查德·里斯发现他身上有一些品质将他和当时苦心向上爬的年轻的文学家——如康诺利、斯蒂芬·斯彭德等区分开来。里斯觉得奥威尔是一个友善、细心周到的同伴,但是完全缺乏该有的催人进取的自信心。他的聪明能干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并不特别地具有原创性、特别地有天赋”此外,如果一个人本身是守旧的,他的作品肯定也不可避免:谨慎的现实主义加上自知的审美情趣;诗歌也必定是深思熟虑的郝斯曼式的无趣的四行诗。即便在30岁,奥威尔身上有一种情调,让他看上去像是逝去年代的人;这种情调把他同同代人区分了开来。尽管有一两个例外,大多数文学传记对30岁时的奥威尔的描述都是“一个从大都市来的多事之人”然而,奥威尔不是这样的。寄居于索思伍德的他,在一封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他感叹蒙塔古镇居然有刺猬仔从窗栅栏里出入。回顾这封关于猬仔的信,这似乎是奥威尔其人或者是他某一方面的最好展示。“猬仔不断地跑进屋子,昨天晚上,我们在浴室发现了一只,非常小,不比橘子大。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是其他几只刺猬中一只的幼仔,尽管它已经发育好了——我是说,它已经长刺了。”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很多东西:不仅仅有对“自然”的迷恋和对动物的爱和关怀,还有一个自然主义者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而最重要的是,没有了自知自觉——和大多数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奥威尔不是在做戏给隐形的观众看,而是单单把事情记录下来。在讲述完有关猬仔的遭遇后,奥威尔又非常难过地表述他对这个世界的哀叹(“这个时代有时候让我厌恶,我被迫在一个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从第一段我们看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有些幻想破灭的年轻人的形象,从第二段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本真的奥威尔。 我们可以看出,即便在这个时候,奥威尔对待生活的方式本质上是不现实的。后来的关于奥威尔的描述充满了奇怪的矛盾并置——奥威尔穿着破破烂烂的呢子衣服去参加一些时尚晚会,同时还会天真地问穿成那样进去是不是可以;一次轮船出了事故,他被困在一座遥远的苏格兰小岛上,他显然对岛上栖息的鸟类生活习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能否被营救的兴趣。奥威尔早前给莱昂那多·摩尔的信都是非常直率,任何人看他给朋友和工作上熟人的信时,都会不断地惊讶于他实在缺乏自知之明。这并不是说,奥威尔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点不自知——只要环境要求,他可以变得非常精明——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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