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伊顿岁月：奥威尔之脸3 (第3/3页)

表现自己女性化方面的词汇，有些形容词反复出现，比如“瘦瘦的”、“苍白的”奥威尔笔下的人物就像他们的创造者那样，落后于他们身处的时代，甚至像《让叶兰继续飘扬》中的罗斯玛丽头上的两根白发，她都拒绝拔下来。无论青年人在什么地方出现，他们肯定是不负责任的。例如，鲍林就读的私立学校的退休教师的好友波蒂厄斯长着一张“清癯的、流露出梦幻般神情的脸，光泽不多，但是看上去像一张孩子的脸，虽然快接近60岁了”波蒂厄斯虽然在年轻时拒绝文明用语主义，但是，他的“基本的道德准则”却从来也没有建立起来。

    维罗中尉的脸可能是个例外（“一张兔子脸，但这是一只强硬好斗的兔子”），其他的脸并不包含或者代表任何一种权力。在某些方面，由于大量的细节描写，倒反而削弱了脸的表现力。值得注意的是，奥威尔在描绘现实中或者小说中的成千上万文明用语文明用语时，他的语言概括得多、精炼得多。对从内涵到外表都想仿效温斯顿·史密士的“老大哥”［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译者注］头的描写仅仅是“黑头发、黑胡子，充满权欲、出奇的沉着”这样的描述就使得这张脸有着一种震撼、令人慑服的气味。令人奇怪的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君，奥威尔的反映并不能叫人满意。1940年春，奥威尔写了一篇有关文明用语的《我的奋斗》的书评，奥威尔在文章谈到了文明用语的标准像，他认为文明用语长着一张“可怜的、狗一样的脸，是一张遭受着无法忍受折磨的人脸，从男人的角度来说，这张脸的表情有点相似于无数张文明用语受难时的表情”绝大多数现代评论家可没有表现出这么多的怜悯，但是，奥威尔在文明用语的脸上却看到了某种东西：过度自怜自艾。

    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脸的描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脸以及别人又是如何看待奥威尔这张脸的。并非安东尼·鲍威尔一个人发觉，对于多尔的描绘非常相似于堂吉珂德，事实上，保罗·波茨在50年代撰写的充满深情的回忆录就被命名为《自行车上的堂吉珂德》。奥威尔在伦敦飘泊的日子里，一位居住在伦敦东部的女人见到过他，这个女人说，奥威尔的形象使她想起斯坦·劳蕾尔。在某些方面，由于遗传了利摩赞家族的特征，奥威尔的脸并不是一张典型的英国人的脸。鲍威尔再一次注意到，奥威尔在巴黎的小餐馆里与法国工人的相似之处。奥威尔对自己的个人形象不感兴趣，实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冷漠。后来，在搜寻他的照片以便公开发表时，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冒了出来。这个问题在1946年才得到解决。那年，奥威尔的朋友弗农·理查兹受命在伊斯林顿坎农堡广场的公寓内为他拍摄一些有代表性的照片(照相机的镜头最终还是拍摄到了邻近的大街)。尽管奥威尔的面部表情冷淡，但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直记在我心中：奥威尔出色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与青年形象彻底分手。我们从放在麦克利斯像旁的、上了年纪的、满头白发的萨克雷[Thackeray（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彭登尼斯》、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势利人脸谱》等——译者注]的相片上，至少能看到几许与奥威尔面部表情相似的地方。我们把英国广播公司所拍摄的著名的“麦克风前的奥威尔”那张相片与吉辛莎·巴迪康姆为奥威尔拍摄的童年时代的快照放在一起时，根本认不出他们是同一个人。奥威尔在《狮与独角兽》中问道“你与母亲保存在照相册内的你5岁时的相片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就奥威尔个人来看，甚至连生理上的相似之处都荡然无存。

    奥威尔童年时代与成年时代的外形变化令人吃惊。在伊顿求学时的照片，甚至孤身一人在缅甸警察部门时的照片，都显示出奥威尔是一个脸蛋胖乎乎的、几乎像圆圆的月亮一样的人。而在1934年，在丹尼斯·科林斯南方海岸的照片（时年31岁）看上去像40岁的人了。3年后，在文明用语工党举办的暑期学校里与西班牙的同志们在一起时的快照看上去像一个年近50岁的人了。分别15年之后在30年代看见这些照片的奥威尔的朋友们对于他的这种巨大的反差都震惊不已：康诺利注意到了奥威尔脸上饱经风霜的印记与原先丰满的、抽着雪茄的面相之间的鸿沟。《动物庄园》发表后6个月，弗农·理查兹在伊斯林顿的公寓里为奥威尔拍摄的照片是我们迄今所知的奥威尔最后一次拍的照片。理查兹为奥威尔拍照片时带着妻子玛丽露易丝，在这两位拍摄现场朋友的鼓励下，奥威尔看上去比以前任何一次所拍的照片都放松。在这次拍摄过程中，奥威尔虽然还有点心不在焉，但基本上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把理查兹的裤子当作他儿子的尿布、摆出各种姿势、做出卷烟的动作、推着婴儿车走上一段路、抽出一把一半出鞘的缅甸剑、在摄影师的摆布下做出形形色色的造型。有一张照片给人印象深刻，那就是奥威尔戴着帽子、挺着腰板坐在一块木头上，面无表情，这是一张没有激情的拉长的脸，眼睛似乎盯住一切、又似乎空无一物。42岁时，奥威尔看上去像55岁至75岁之间的人“充满了智慧和不可思议的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