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4/4页)

征途上，和各种困难斗，在这样一座火焰山上闯一闯。他没想到，他会碰到比闯火焰山更大的困难哪！他知道，这是斗争，这是对他的考验，他要挺身站出来呀！

    太阳照进老汉的茅屋，德光大伯硬撑着病体坐起身来，望着一无所有的屋里那张毛主席的像，老泪纵横地说：“毛主席呀，我韩德光要活下去，完成党交的育种任务…”

    夜深人静，他硬要老伴扶着在院坝里轻轻走一走。月光下，这一对患难与共的老人，在一步一步沉重地蹒跚徘徊。老伴担忧地说：“快进屋吧，要不，你一去，冤案就再也洗不清了…”“不，我死不了，我还没育出良种来呢！我要活下去！”

    韩德光想的多么远啊，他想到任劳任怨、一年四季在全公社奔波、把田埂当办公桌的伍国祥书记，被关在“牛棚”里；他想到风趣而毫无官架子的柯竟书记，也被送进了省的“五·七”干校；他想到高寒山区需要良种，想到姚银章和与他上下勾搭的那一帮人的所作所为，他决不能在这样的时候闭上眼睛，离开人世啊！

    德光大伯病了，五保户韩四爷爷不怕姚银章，拄着拐杖来看他了；三个女儿，不怕威胁，随着弟弟，也来探望父母了；公社里回来的一个复员军人，在公社医院当院长，当年是德光大伯一手培养起来、亲自送出去参军的，带着医院里的几个医生，也赶来给德光大伯看病了…

    德光大伯在他们的关怀和照料下，病渐渐好了。当他重新拄着拐杖，站立在院墙边时，满寨的社员们都用欣喜而又担忧的目光瞅着他。欣喜的是，德光大伯终于站出来了；担忧的是，他的身子太虚弱了呀！

    长期的折磨，使得壮实的老汉完全变了样子。他的脸色蜡黄，浑身浮肿，风一吹身子跟着摇晃。头发老长，大半花白了，又加上一身的补丁衣裤，看去活像个可怜的老叫花子。

    唯有他的那双眼睛，反映着他内心中燃烧的火焰。光看他这一双眼睛，你准会说，这是个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年轻人。

    形势在发展，斗争在深入。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也在斗争发展中提高了认识。人们在议论，地主分子在队里干活，照样有工分，为啥德光大伯干活没工分，是要逼出人命来吗？还有没有“给出路”的政策？德光大伯算哪一号的阶级敌人？

    姚银章迫于众怒，勉强答应给韩德光记工分，撤除了对他家的监视和勒索。但是，他仍不许韩德光下水田干活，继续叫他一个人放牛、看马、割草，干没有人和他接触的农活，说是“劳动改造”“立功赎罪”！

    看上去，德光大伯确是孤独啊，他拄着拐杖，慢吞吞地爬坡登山，撵着水牛黄牛，牵着马溜达。可他的心，还在水稻良种上面，他咬着牙说，是公社社员，却要吃国家的救济粮、回销粮，不害臊嘛！眼看着姚银章在大队里搞做活拖大帮，结帮营私，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个共产党员，能视而不见吗？不，不能让他把韩家寨的粮食产量，折腾得倒退到解放前的产量上去啊！

    可怎么样搞育种呢？谁来帮助自己呢？

    这时候，大队里来了上海知识青年，德光大伯心里一阵喜悦：这些年轻人都读过书，有知识，要能来育种，可好啦，我也不愁了。

    姚银章给了他这种想法当头一棒，他在向知识青年们介绍全大队有几户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时，头一个说的就是韩德光。说这老家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对象，是全大队最坏的反动分子。这批年轻、幼稚的小青年，谁还敢接近他呀。几个不晓事的小伙和姑娘，还常常在背后指点着他悄悄地说：这是个坏家伙！

    德光大伯耳朵不聋，听得很清楚，回到屋头，他又一头栽倒了。他并不恨这些远方来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实情呀！可恨的是姚银章，他把自己作为“阶级敌人”向知识青年们介绍，手段多么毒辣，心理多么卑鄙啊！自己在知识青年们心目中是这样的一幅画像，有哪一个人，还会来接近他呢？有哪一个人，还会帮助他这身似朽木的老汉育良种呢？

    德光大伯伤心地哭出了声。

    老伴唐梅莲问他：“你哭啥呀？又想育你那良种啦？算了吧，专政，批斗，打骂，赔产，你还少受了罪吗！咬咬牙，保住你这条老命吧！等你的事情闹清了，再搞育种也不迟啊！”悲愤难抑的德光大伯，伸出一双枯瘦的手说：“我不能看着庄稼人尽吃别人种出来的粮，不能看着姚银章把社会主义的韩家寨变成他的小天地，我还没被开除出党哩，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能等，要干！”

    “哎呀呀，你少说几句吧！”了解德光大伯的唐梅莲急得满脸皱纹挤成一团，摆着手说：“你干得过姚银章那坏小子吗，他在公社、县里都有一帮人，腰杆上箍着铁圈圈，硬着呢！你过去向县委检举、揭发过的那个啥子龟儿干部薛斌，现在是县革委会主任。他们上下串通，比豺狗大猫还凶哩！”

    “呸！”德光大伯上了火，脸涨得通红，跺着脚说：“我偏不信他这帮人把天也能遮住！我偏不信个个年轻人都跟着他跑！总有人，眼睛看得出个水清水混，辨得明是非黑白…”

    说过这句话没几天，德光大伯就遇到了知心人，开始了他新的育种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