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五 (第9/11页)

事，而我又无德，正要依赖旧人来辅佐，所以未能满足您高洁的志向啊！”高汝砺坚决请求，宣宗始终不肯答应，并对他说：“我每当听人说别人的好坏时，必定深究真实情形。”高汝砺回答说“：过去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烹了阿大夫和身边那些毁坏人家名誉的人，于是群臣都恐惧不安，不敢再说假话，齐国大治。陛下能够谈到这事，大治安定的局势可以预期实现了。”二月，皇帝因高汝砺年纪大，免去朝拜之礼，站立久了就让他到殿下休息，仍令有关方面设立坐榻。三月，高汝砺又请求退休，皇帝仍优诏劝谕不许可。皇帝对群臣们说：“人有才干能够做事，但心术不正的，毕竟不足为贵。”高汝砺回答说：“他心术不正而又有才干，正像所说的老虎而添翼，这种人就是古代圣人贤君也难以深知了。”皇帝赞同他的看法。过了些时候，皇帝又对宰辅们说：“凡是为人处事心地善良而办事忠实的，这是最为难得的。如果巧于言语心怀jianian诈，又有何用？然而那些心地善良的，往往被人认为是平庸的。”高汝砺回答说“：人才难以十全十美，还是根据他的专长加以任用吧！”皇帝表示赞同。五月，皇帝问宰辅大臣们有关修建好京城城楼上的高台事。高汝砺上奏说：“所使用的都是大木，而现在比较难找，正让他们想办法。”皇帝说“：我宫中别殿里如有合用的立即搬去使用。”高汝砺回答说不应拆毁。皇帝说“：除了居住的地方外，拆毁点又有什么害处？不然岂不是更有劳民众从远方送来吗？”

    金哀宗刚即位，谏官们便进谏说高汝砺欺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天下人所共恨，应当罢免他以督责百官。哀宗说“：以前汉惠帝曾说，我比不上高帝，应当遵守先帝的法则。汝砺是先帝立为丞相的，又怎么可以罢黜呢？”又有人写了匿名信说“：高某如不退休就要杀死他。”高汝砺因此而又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皇帝下优诏不许可。正大元年(1224)三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让他在宣宗庙里配祭。

    高汝砺为人谨慎，严守机密，廉洁，能够使国君了解和信任他。但是他固守旧法，看着国君脸色办事，回避要害的事情，所以他任宰相十多年，没有受到过责备。他贪恋官职地位不肯离开，当时的士人在议论时颇以此来讥讽他。

    张行信，字信甫，原名行忠，因为避庄献太子讳而改名。是张行简的弟弟。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累官至铜山县令。明昌元年(1190)，因为廉政被提升为监察御史。泰和三年(1203)，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不久又签河东路按察司事。四年四月，皇帝在泰和殿召见他。张行信便向皇帝进言两件事：一是依照旧例调换吏官以除民害，一是徐、邳一带土地适宜种麦，收粟时应当允许他们交纳麦子使民众便利。皇帝同意他的建议，让尚书省商议后实行。

    崇庆二年(1213)，任左谏议大夫。当时胡沙虎已免职为民，但他仍贿赂朝中权贵，想要重新起用。满朝官员没人敢表态。张行信便上奏说“：胡沙虎为人残忍凶狠，骄横跋扈，献媚于近臣，妄图让他们加以称赞。自从被罢免以来，士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如今如再任用，只怕为害更超过往日，况且还会有比这更加利害的事情。”他接连上书奏告，但没有回音。当胡沙虎弑君谋逆时，人们都替他担忧，而张行信坦然自若，不以为意。

    当年九月，宣宗即位，改年号为贞。。张行信因为当时没有立皇太子，没有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上疏说：“自古国君即位，必定立太子作为储君，必然下诏布告中外。我私下见皇长子每当到朝廷的时候，用的是东宫的仪仗和护卫，可是到殿堂时，又和诸王排列在一起。况且已经任命了侍臣，可是至今却没有定下礼节，可说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啊！在汉文帝元年，首先就立皇子启为太子，这是用以表示尊从祖先，注重社稷。希望陛下能和大臣们详细商议，斟酌前代的故事，早下明诏，以确定其地位，谨慎地选任官员，辅佐他成为有德行有器度的继承人，那就是天下的大幸！”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胡沙虎被杀后，张行信上密封奏书主张端正刑赏之事，有关言论记载在《胡沙虎传》中。他又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难以得到合适的将帅，请陛下让重臣各举荐所了解的人员，如果确是可用之才，立即加以召见，公开奖赏，让他们自愿报效国家，必定有舍命报国的人。以前李牧在当赵国将军时，军功爵位封赏都能自己做主，出兵进攻退守等不需听从朝中复议，因而能够北破大敌，西抑强秦。现今任命将领如果不再采用条文旧法将他们约束，由朝中意旨来牵制他们，而是委以全任，责其成功，让他们能够全部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则克敌恢复国土的功业可望有成了！”皇帝赞许他的意见。这时刚刚提拔任用王守信、贾耐儿当将领，他们都是鄙俗不堪、不懂兵法律令的人，张行信担心他们贻误国家大事，便上疏说：“《易》中写道：‘开国和继承大业，小人不可任用。’这是圣人用以警戒后世的，话说得这样严厉。如今大兵纵横遍地，人心惶惶不安，抵抗敌军兴国理政如非贤能而有智慧的人是难以成功的。狂滥庸俗之辈，承蒙提拔，参预机要大事，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于是，皇帝把他们都罢免了。

    代理元帅右都监皇族讹可率兵五千人到通州护粮，遇到敌军立即溃败。张行信上表奏道：“领兵之道，无过于赏罚二字，当派兵对敌时必须让他有所思慕而乐于前进，有所畏惧而不敢后退，然后将士听从命令而功业可成。像讹可败退，就应当公开明确他的罪责，朝廷如果加以宽容，一点不追究，我担心领兵之道未能尽用了。”朝廷下诏回报说“：你的意思已经清楚，讹可等人已经下狱治罪了。”

    当时中都受到敌军威胁，朝廷刚刚派使者前去议和，统率军队的人畏缩不敢出战，说是“担心破坏和议”张行信上书进言说：“和跟战两件事情本不相干，派出的使者专心于议和，领兵的人要一心考虑作战，怎么能以议和作为不战的借口。自从崇庆年间以来，都是因和议而误事，如果我军肯努力作战，略略打败敌军的锐气，那么和议的事早就可以成功了。不久前北方使者前来，但他们的军队仍然攻破东京，入侵河东。如今我方的使者刚派出，将帅们就马上按兵不动，这对和议是毫无益处的。形势越是危急，粮草就越是困难，和议能否成功尚未可知，怎么能够闭门坐守待毙呢？应当乘兵马还强壮的时候，挑选精兵猛将，防卫运输通道，往来和敌军作战，稍微挫败敌人，那么附近储存的粮草就能运进京城，和议也就不用多久就能成功了！”皇帝知道他说得对但却不能实行。

    二年三月，因为朝廷搜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