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夜路冥想3 (第3/4页)

娜，8个月；刘保，11岁；刘炳，2岁；刘港，8岁；刘志，15岁；刘宏，13岁；刘辩，17岁；刘协，9岁。按照现代法律的观点来看，18岁以下的公民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人”即不能完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东汉一朝，居然”％的皇帝都是这样无法主宰自己言行的皇帝，有的甚至只能在奶娘的怀里吃奶——除了吃奶，什么也干不了，能要求一个仅仅3个月或8个月的婴孩独立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吗？于是，外戚与宦官专政便开始交替进行。外戚当权的先后有窦氏、邓氏、梁氏，分别形成盘根错节的政客集团。这自然引起士大夫的不满，大臣杜根曾要求邓太后归政于皇帝。杜报当然是出于耿耿忠心，但他的“忠”显然也很荒谬：婴儿能够运用权力吗？而杜根的下场也颇为惨烈：邓太后下令将他装到布袋里，当场乱棒打死。传奇式的，社根居然还剩一口气，他假装死亡，培卧3天，眼中都生出虫蛆，才骗走监视的人，得以逃生。外威的辉焊也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出现了更为可怕的宦官集团。某一外戚势力达到顶峰时，宦官便发动攻击，结果是外戚被整族戮灭。这样的场是像单调的循环数一样不断地重演着。

    婴儿治国，婴儿是没有罪过的。老人治国，老人却会干无数的荒唐地中国历史上，治国的老人虽不如婴儿多，却也不乏其人，如清代的乾隆帝弘历，掌权一直到80多岁。年轻时代，乾隆确有不少文治武功，可是到了自封为“十全老人”的时候，他就成为不可雕的朽木，将国耐搞得一塌糊涂。

    燕园据说曾是和神的私家花园。和神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却能将“十全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神加速了全国官僚机构腐化的过程，当时文官从建设工程和司法冤狱中发财，武官则从士兵粮响甚至军火行动中直接抢劫百姓而发财。发财最多的当然是和冲了，他在乾隆末期当权20年，敛私产九亿两，足足等J‘全国国库12年的总收入。老朽的弘历，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贪污却眸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许他是想把财富留给儿子，所以他死后，嘉庆处死和神，清罚其财产，有“倒了和神，他了嘉庆”之说。

    文字狱就更可怕了。老人的心理是阴暗的，多疑的，尤其是大权在握的老人。他的思维已经停滞，不可能作出任何正确的判断；他的心灵已经枯涸，不可能拥有任何温暖的感情。可以设想，整日与一大群小太监为伍的八旬老人，缩在阴森森的大殿的尽头，日子长了，不成为偏执狂才怪呢。看到年轻貌美的嫔妃，却再无当年风流快活的功能，同样令老人焦心如焚。于是，弘历大兴文字狱了，他晚年所兴的文字狱是他在位前40年的几倍。弘历的变态心理，从他对沈德潜的态度上就可看出。沈德潜是当时的大诗人，乾隆还是皇子时就很欣赏他的诗作，即位后不久，他不断提拔沈德潜，待其极为优厚，多次赐诗、唱和，如“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我命德潜来，岂直道引年。沈冈表轩罢，白驹来贲然。即此至性纯，令我愈以传”将这段君臣的诗文之交写得颇为感人。乾隆的诗稿12本，均由沈改定，甚至不少由沈代作，后编成《清高宗御制诗初集》。乾隆因此赐诗：“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催，相知见始终”然后，‘在谊”并未善始善终。晚年乾隆发现沈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咏黑牡丹诗，又听说沈好像透露过替皇上代笔的秘密，终于大发雷霆。是时，沈早已去世，弘历犹不解恨，大骂其“卑污无耻，尤为法辱晋绅”命令开棺戮尸、夺其溢号、撤出贤良调。仆其墓碑。这样的举动，难道是心理健全的人的所作所为么？可见，老人治国比婴儿治国更加可怕，破坏力也更加巨大。老人时不时会有疯狂举措，而婴儿却不能主动干坏事。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都已成为历史，不然的话，作为古老帝国的国民，每天起床都得摸摸颈项，证实脑袋是否真的没有搬家。然而，即使是历史，阅读时也令我心凉胆颤。

    六月四日的随想

    ——纪念陈独秀逝世55周年

    他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1903年，25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咋呼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核核、分发、邮寄，他—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周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晶》更能切中时弊。而50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