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不可分立的四权 (第16/23页)

汲取无穷力量。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cules）识破了他的秘密，在搏斗中把他举到空中扼死。这个神话大概是空权打败陆权的最早事例。然而，赫拉克勒斯是站在大地上杀死敌人，取得胜利的。

    这场搏斗的起因是宙斯（Zeus）要向他的祖母盖亚造反。宙斯是安泰的侄子、赫拉克勒斯的父亲。算起来，赫拉克勒斯比安泰小两辈。他的胜利表明，新权力取代了旧权力。

    a？清末的陆防与海防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陆地国家，这也是农耕社会的特点。在19世纪中期之前，对中国的威胁大都来自北方。中国的目光朝向内陆，一向缺乏向海洋扩张的动力。而在陆地上的扩张也不积极。汉、唐两朝都有向西方的扩张，但主要是为了从侧翼钳制匈奴或突厥，目的是以攻为守，不是扩大帝国的疆界。南宋皇室为躲避元兵而逃难于海上。最后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蹈海而死。海洋没有能够挽救南宋皇帝的性命。自汉、唐的强盛之后，中国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出现在元、清两朝——都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元朝军队进攻外海岛屿（日本、爪哇）都遭到失败，证明游牧民族不擅长跨海作战。不过，台湾在元朝时正式归属中国。明朝时，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最大的壮举，却仅限于炫耀帝国的强盛。大船队满载着士兵和财宝，却对海外土地和商业利益没有任何兴趣。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海陆两个方向都遭到强敌入侵，漫长的边境没有一处是平静的。清廷左支右绌，无奈虎狼之国太多。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105年，为害中国最深的国家是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除了俄国可以从海陆两个方向入侵之外（它确实也这么做了），从其余三国到达中国都要经过海洋。对于中国，英、法、日是海上强权。但这个判断并不完整。它们也从陆地上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它们不仅在中国海岸登陆，抢占租界，还在中国周边建立了殖民地。对于中国不易到达的内陆地区，英国和法国从它们的南亚、东南亚殖民地上渗透、蚕食。日本占领朝鲜后，也主要从陆地上向中国发起进攻。这些殖民地从前都是中国朝贡体系的成员国。

    在20世纪初之前，英国和法国在中国主要追求贸易利益和小块租界，没来得及抢占大片殖民地。进入20世纪，它们在一战中元气大伤，在远东扩张的势头大大减缓。所以，英法两国在中国经营殖民地的时机从来没有成熟过。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并能够动手瓜分的是俄国和日本。这两位芳邻一个来自陆地，一个来自海洋。与英法相比，它们是次一级的帝国。日本的现代化起步虽然比俄国的晚很多，但发展速度却比俄国快很多。而且，日本的扩张不像俄国那样有多个方向。从开始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在半个多世纪的扩张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中国方向（琉球、朝鲜等目标是中国藩属）。

    俄、日把扩张目标对准中国的时间相差不远。1850年，清朝与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土等国打败，失去了向地中海方向扩张的可能。因此，俄国转向东方，先后吞并了中亚的三个汗国，到了中国的西北边疆。俄国趁着阿古柏入侵新疆，于1871年占据了伊犁。1854年，日本结束了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明治维新，实力渐强。1872年，日本废除琉球国王，把琉球变成藩属，又在1874年借口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事件入侵台湾，索取清廷50万两赔款后退去。

    在这个关键时候，清朝在快速衰败。太平军（1850-1864）、捻军（1852-1868）等内乱使大半个中国陷入战乱。西北、西南有回族、苗族的大规模反叛。在1856-1860年，英法寻衅，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掠夺并焚毁皇家园林圆明园。普遍吸食鸦片造成国民体质下降，白银外流。大清朝气息奄奄，呈现出典型的末代景象。多亏了几位能干而又忠心的大臣。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扶持之下，清廷平定内乱，发展工业。因为“同治中兴”（同治帝1860-1874在位），清廷才又勉强维持了30多年。

    曾国藩（1812-1885）和李鸿章（1823-1901）都是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创办福州船政局（1866）。李出自曾的门下，创办江南机器总局和金陵制造局（1865）。1874年，同治帝死。慈禧安排她meimei四岁的儿子即位，得以继续以太后身份掌握大权。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又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的海防。陆防和海防都在争取有限的资金，是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又大敌压境之下的无奈之举。1875年，清帝许诺每年划拨400万两海防经费。到了1877年后期，李鸿章收到的还不足200万两，主要原因是新疆之役耗费巨大。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引文出自第四章，该章作者是刘广京、理查德？史密斯。从1875年到1881年“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剑桥中国晚清史》下，272页。此外，在这7年中，经清廷批准“左宗棠共向华商借款846万两，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总计借款2221万两。”因中介从中赚取暴力，洋商借款的年利为10%，比当时正常行情高出一倍。7年共花费7451万两（不算利息），平均每年1064万两。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为北京所确认的清帝国的总税收，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计约六千万两”《剑桥中国晚清史》下，554页。国税和地税的收入大部分来自田赋和厘金（营业税），关税次之。在1875年，清朝的进出口大致持平。在1亿3672万两白银的贸易总额中，约有110多万两的盈余，关税收入是1196万8109两。由此推算出，在新疆用兵，每年耗费的资金占清王朝全部收入的1/6以上。

    李鸿章说：“二者兼营，则皆无成而已！”《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第十页。转引自沈传经、刘泱泱：《左宗棠传论》，31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鸿章有充足的理由：“彼有铁路以调兵，则旬月可以云集；中国行师绝塞，非经岁不能到防。彼有电报以通信，则瞬息可以传命；中国递文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