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 (第3/22页)

力是最好的催情药。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权力和性欲都是动物性的，都来自旷野，现在已经深入到人类活动的各个角落。权力普遍存在，其作用不限于国际关系领域，也不是国际关系的特点。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权力，就会有权力之谋和权力之争。尼采认为“一切故意产生的现象，可以还原为扩展权力的企图。”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8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着重号为原书所有。权力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利益越大的地方，对权力的争夺就越激烈。经济利益是利益的一个主要方面，所以，经济中的权力和政治中的权力同样重要（在很多双边和多边国际关系中，经济或贸易已经成为最大要素）。自由经济、权贵经济、统制经济都与权力有关，尽管大小有别。在新制度学派看来，经济学中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权力”加以解释和解决。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说：“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发生什么，权力都是决定性因素。”基于此，他对两个主流经济学派提出严厉批评：

    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具危害性的一个特征，就是把权力——个人或机构使别人或别的机构屈从于自己目标的力量——与主体分离开来这样的安排。《加尔布雷斯文集》，117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引文所出的文章是“权力与有用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错误也是忽视了权力对市场的干涉，而市场的利益如此巨大，那些本应留在市场之外的权力（如政治权力）不可能不渗透牟利，或受利益再分配的诱惑和压力而加以干涉。在政治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市场几乎为政治权力全部把持，形成统制经济及权贵经济。

    加尔布雷斯在破折号之间给出的是对权力的一般定义。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实了加尔布雷斯的判断。资本权力、管理权力被权力的拥有者滥用了，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危害不亚于一场大战。权力欲是原始的欲望，这些国家有自我扩张的本能，无所不在，只要不受监督和制约就会造成危害。国际政治是强权政治，很少有正义可言。国际关系是权力最少受到限制的领域之一，只有集权国家的内政可以超过它。

    地理对人类文明进化的影响

    动物学家们已经证实，人类的行为可以上溯到猿和猴的时期，或更久远以前。当公猴们为争夺猴王地位而使用计谋和暴力时，国内政治出现了。当猴群之间为争夺食物和地盘而开打时，国际政治显现了雏形，而且已经带有了浓烈的地缘政治色彩。

    地理是影响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最古老、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北半球。两河流域、尼罗河下游、印度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在黄河流域）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温带。希腊、波斯等古文明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它们彼此之间是相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通过巴勒斯坦连接，犹太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一神教。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有波斯，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乡。因此，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古老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是连续不断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贸易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亚大草原上，那些流动性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他们还时常南下侵略，为古文明带去新的血液和新的技术——最显著的是马匹和战车。在古文明中，中国的地理位置最偏僻，与其他文明的距离最远、联系最少，而且人种也不同。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最为独特，但出现的时间也较晚，这是在地理上孤立的代价。不过，即使在史前时期，中国仍能够通过北方草原与西方（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西方）诸文明保持着联系，但紧密程度不能和印度河以西诸文明相比。

    今天，人类最发达的文明仍然集中在北半球。欧洲、北美、东亚这三大人口密集区域的纬度大致接近。当然，它们的南北向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10个纬度。其中，欧洲的位置更偏北一些，但因为有大西洋暖流和地中海的影响，欧洲的气候比北美和东亚的更宜人。今天的地缘政治角斗的主战场也在欧亚大陆，以北温带的争夺最为激烈。关于古文明的规律有个小例外。美洲有三大古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其中玛雅位于热带，印加地处南半球。但南美古文明出现的时间较晚，发达程度也较低，规模也不大，而且在欧洲人到达时已经衰落了。欧洲人凭借他们的马匹和钢铁（刀矛、枪支）在新大陆横冲直撞，印第安人毫无还手之力。美洲的地理环境不适合早期文明的发展。即使在后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南美虽然起步比东亚早百余年，但日本、韩国已经超过了它们，中国的发展势头也很好。这里大概也有地理的因素。

    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丹（1530-1596）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人民和国家的特性。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气候与土壤等环境因素决定了法律、风俗、宗教、勇敢与懦弱。比如，孟德斯鸠有一个结论：“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83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这些观点可以看做是地缘政治学——以及地缘文化学——的早期源头之一。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代受到批判，美国最好的一些大学甚至取消了地理系。但是，地理对历史影响仍然存在，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相关研究仍非常兴旺，且成果不凡。近年《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年）和《国富国穷》（1998年）两本书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叹。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生物学家戴蒙德提出了他的问题：

    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戴蒙德的回答是：地理能够说明历史。“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24页。《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他对这些模式的解释。戴蒙德的研究从大约13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结束时开始。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地理环境仍在决定着各民族的命运。——当然，宗教徒可以认为这是上帝（或真主等等）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