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3/9页)

鸿藻。纸面文章，并无麻烦，李鸿藻叫人取支笔，就在陪客的座位上，更改数字，让语气显得格外简洁和婉，然后再由翁同和派人把折稿送回倭仁，当夜誊清，第二天一早进宫递了上去。

    这天徐桐请假，只有倭仁和翁同和授读。倭仁教完《尚书》，匆匆先退，去打听消息，留下翁同和一个人对付小皇帝。万寿节近，宫里有许多玩乐的花样，小皇帝照例精神不佳，熟书背不出，生书读来极涩。翁同和便设法多方鼓舞，改为对对子“敬天”对“法祖”“八荒”对“万国”都是些简单的成语，但小皇帝心不专注，不是字面不协，便是平仄不调。再改了写字，却又是一会儿嫌笔不好，一会儿骂小太监偷懒，磨的墨不够浓。这样好不容易糊弄到午后一点钟，草草完功，君臣二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这时小皇帝的精神倒又来了，响响亮亮地叫一声：“翁师傅！”

    “臣在。”翁同和站起身来回答。

    “明天你来不来听戏啊？”

    听到皇帝那拖长了的、调皮的尾音，翁同和知道是“徒弟考师父”皇帝十二岁了，不但颇懂人事，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常出些为人所防不到的花样。这一问就有作用在内，如果欣然表示愿来，说不定接着就有一句堵得人无地自容的话，说是不来，则更可能板起脸来责备一两句。

    其实，皇帝万寿赐“入座听戏”岂有不来之理？不过君道与师道同其尊严，无非要找个两全的说法。翁同和想了一下答道：“明天原是听戏的日子，臣蒙恩赏，岂可不来听戏？”

    小皇帝笑一笑，仿佛有些诡计被人识穿的那种不好意思。接着，便由张文亮等人，簇拥着回宫，翁同和也就套车回家。

    车出东华门不远，便为倭仁派人拦住，就近一起到了东江米巷的徐桐家，倭仁先到，下车等待，见了翁同和便抢着说道：“且借荫轩这里坐一坐，有事奉商。”

    有事商量，何以迫不及地在半路上便要借个地方来谈？所以翁同和答道：“请见示。何以如此之急？”

    “自然是很急的事。莫非你还不知道？”

    “实在还不知为了什么，想来是‘未同而言’？”

    “唉！‘斯文将丧’！”倭仁叹口气道“已有旨意，命我在‘总理衙门行走’。叔平，你说，可是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翁同和诧异不止。但在人家大门口，又岂是谈朝政之地？恰好徐桐迎了出来，一起到了他书房里，翁同和特意保持沉默，要听徐桐作何说法？

    “这明明是拖人落水！”徐桐很愤慨地说“老师当然非辞不可！”

    “当然。”

    “折子上怎么说呢？”

    “正要向你和叔平请教。”

    “你看呢？”徐桐转脸看着翁同和问。

    翁同和谦谢，徐桐便又絮絮不休。倭仁的本意是借徐桐的地方，与翁同和商量好了，随即便可以写折子，就近呈递，却没有想到在人家家里，不能禁止主人不说话，此时听徐桐大放厥词，只好默不作声地听着。翁同和当然更不便阻拦，但看见倭仁的神气，心里大有感触，讲道学的人，不经世务，一遇到麻烦，往往手足无措，同时也觉得京朝大老不易为，必须有一班羽翼，象倭仁这样，看起来是理学领袖，其实只是为人利用，不能得人助力，孤立无援，可怜之至。

    这样一想，动了恻隐之心，便打断徐桐的话说：“荫翁该为中堂筹一善策，如何应付，始为得体？”

    刚说到这里，倭仁的跟班，从内阁抄了邸抄送来，除了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外，批复倭仁的原折，则俨然如真有其事，说“倭仁现在既无堪保之人，仍着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可见恭王要把这个玩笑开到底，如再有任何推托，措词千万不能节外生枝，否则麻烦越来越大。

    到这时候，徐桐也才看出“弄假成真”的如意算盘打不得！便改了放言高论的态度“只好找个理由，请朝廷收回成命。”他说“以宰相帝师之尊，在总理衙门行走，似非体制所宜！”

    照他的说法，是蔑视总理衙门。翁同和以为不可，却不便去驳他，幸好倭仁在这方面的修养，倒是够的，从不肯以宰相帝师自炫，所以这样答道：“不必在这上面争。我想措词仍应以不欺为本，洋务性非所习，人地不宜，故请收回成命。”

    说到“不欺，”假道学的徐桐，不便再多说。翁同和以觉得实话直说，不失以臣事君之道，或者能邀得谅解，当时便照此意思，写好辞谢的奏折，派跟班送到内阁呈递。

    第二天是皇帝万寿节的前一天，没有书房功课，两宫太后特为皇帝唱两天戏，地点在乾隆归政后，颐养天年的宁寿宫，翁同和奉旨“入座听戏”从早晨八点钟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才散，倭仁特为又把他找到，告诉他说：“上头不准。由恭王传旨，非我到总理衙门不可。叔平，你看，我怎么办？”

    “怎么办呢？仍旧只有力辞而已！”翁同和说。

    “是啊！只是措词甚难。”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中堂昨日所说‘不欺’二字是正办。

    照此而言，或者可以感悟天心。”

    这就是说，昨日所拟的那个折子，自道“性非所习”四个字，说得还不够，倭仁很难过地答道：“那只好这样说了，说我素性迂拘，恐致贻误。”

    说到这样的话，恭王仍旧放不过他，立刻便有一道明发上谕：

    “前派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据该大学士奏恳请收回成命，复令军机大臣传旨，毋许固辞，本日复据倭仁奏，素性迂拘，恐致贻误，仍请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系紧要，倭仁身为大臣，当此时事多艰，正宜竭尽心力，以副委任，岂可稍涉推诿？倭仁所奏，着毋庸议。”

    对宰辅之任的大学士来说，这道上谕的措词，已是十分严峻！再把先前那道令倭仁酌保天算人员，择地设馆的上谕，说设同文馆一事“不可再涉游移”的话并在一起来看，参以近来报考同文馆人数寥落这一点，明眼人都可看出，恭王的饶不过倭仁，有着“杀大臣立威”的意味在内。事情演变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辞“总理衙门行走”那么单纯，而是到了乞请放归田里的时候了！

    翁同和心里就是这么在想，倭仁应该“上表乞骸骨”侃侃而谈，以去就争政见，才是正色立朝的古大臣之风。至于倭仁自己，不知是见不到此，还是恋位不舍，依然只想辞去“新命”这一次是求教于李鸿藻，李鸿藻又派人来请翁同和，原是商量不出结果的事，他这样做，只是希望多一个人在座，省得宾主二人默然相对，搞成僵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