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九章 (第3/9页)

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

    “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cao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翁同龢是醇王很看重的人，平时礼遇甚周，就仿佛汉人书香世家敬重西席那样。因此，对于醇王在病中遭遇这种为清议所不容的拂逆之事，他自然觉得难过，同时也有许多感慨和惋惜。

    “醇邸完全是替人受过。”翁同龢还有许多话，到喉又止，只付之喟然长叹。

    孙家鼐了解他的意思，却不肯接口，松溎的性子比较直，立即说道：“替人受过，也要看值不值？替李鸿章受过不值，替皇太后受过就值得。”

    修三海，修颐和园，昆明湖设小火轮，装设电灯，以及紫光阁畔建造铁路，凡此为清议所痛心疾首的花样，说到头来都怪在醇王头上。不是说他‘逢君之恶”而是本乎春秋贤者之意，认为他不能据理力谏，未免过于软弱。就这一点上，恭王与他的贤愚便极分明，这几乎已成定评。

    然而翁同龢却比较能体谅醇王的苦衷“醇邸的处境甚难。”他说“要避擅专的嫌疑，就不能不唯命是从，千错万错…，唉！”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千错万错，错在不甘寂寞。”松溎说得很率直“如果不是他静极思动，就不会有恭王被逐，军机全班尽撤的大政潮。

    到今天，安富尊荣，优游岁月，何来如许烦恼？”

    话说得太深了，翁同龢与孙家鼐都不肯再往下谈。做主人的置酒款客，取出珍藏的书画碑帖来展玩品评，而松溎对此道的兴致不高，所以谈来谈去又谈到时事了。

    几杯佳酿下肚，松溎趁着酒兴，越发放言无忌“今上的福分，恐还不如穆宗。”他说“就拿立后来说，当年穆宗远离中宫，是有激使然，加以宫闱中有‘大力’干预，以致有后来的弥天巨祸。然而穆宗与嘉顺皇后之间，相敬如宾，琴瑟调谐，至少也是一种福分。今上呢，方家园的皇后，未曾入宫，只怕就注定了是怨偶…。”

    “寿泉！”翁同龢唤着他的别号，打断他的话说：“酒多了。”

    “我不是醉话，是实话。外面有人说，皇后的福分，也只怕有限。试看，册立未几，有太和门的奇灾，这就象民间新妇妨夫家那样，不是好征兆。”

    “偶然之事，无须穿凿。寿泉，来，来，请！这松花江的白鱼，来之不易，别辜负了口福。”

    孙家鼐乱以他语，松溎却越说越起劲：“今上实在是天下第一苦人，五伦之中，仅剩得一伦，你想，可怜不可怜？”

    “仅剩得一伦！”翁同龢不由得要问“是那一伦？”

    “就那一伦，也还得看将来。”松槻说道“‘父子’一伦，在皇上最苦，这不用说；虽有‘兄弟’，并无手足之亲，这一伦虽有似无；做皇帝的没有‘朋友’，更何须说；‘夫妇’一伦，眼看也是有名无实的了。”

    话是有些过甚其词，但大致与实情不差，尤其是父子一伦，在皇帝是隐痛。所以翁、孙二人，默然无言，静听松溎再往下谈。

    “今上只剩下君臣一伦了。五伦的君臣，原非为君立论，圣人垂教，重在勉事君者以谨守臣道。为人臣者，能得君之专，言听计从，如昭烈帝之与武侯，所谓如鱼得水，亦是人生难得的际遇，即使其他四伦不足“亦可以稍得弥补。”松溎略停一下又说：“我在想，今上实在是虽君亦臣，慈禧太后虽母亦父，母子实同君臣。归政以后，而慈禧太后果然能完全放手，以万寿山色、昆明湖光自娱，优游颐养不顾政务，那么今上的君臣一伦，总算是占到了。然而，今日之下，亦还言之过早。”

    这段话说得很深，翁同龢与孙家鼐，都在心里佩服，只是表面上却不能承认他所析之理。而翁同龢又有进一步但相反的看法。

    “君则君，臣则臣。纵如所言，我辈能谨守臣道，善尽辅佐，让皇上能畅行大志，这才算是全了君臣一伦。”

    “说得是！”松溎看着孙家鼐说：我辈亦唯有以此上慰圣心了。”

    一开了年，局势外弛内张。从表面上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