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人的死 (第2/3页)

发出一些声音。

    “你说西班牙话？”我试探的问他。

    “不，不，西班牙，不会。”沙哑的声音，尽力的打着手势，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不再那么怕人了。

    “你是瑞典人？”我用德文问他。

    “是，是，我，加里，加里。”他可能听得懂德文，却讲不成句。

    “我，三毛，我讲德文你懂吗？”

    “是，是，我，德国，会听，不会讲。”他好似站不住了似的，我连忙把他扶进去，放他在椅子上。

    “我就住在隔壁，我先生荷西和我住那边，再见！”说完我跟他握握手，就爬墙回家了。

    “荷西，隔壁住着一个可怕的瑞典人。”我向荷西说。“几岁？”

    “不知道，大概好几百岁了，皱纹好多，人很臭，家里乱七八糟，一双脚是跛的。”

    “难怪从来不出门，连窗户都不打开。”

    看见了隔壁的加里之后，我一直在想念着他，过了几天，我跟邻居谈天，顺口提到了他。

    “啊！那是老加里，他住了快两年了，跟谁也不来往。”“他没法子走路。”我轻轻的反驳这个中年的丹麦女人。“那是他的事，他可以弄一辆轮椅。”

    “他的家那么多石阶，椅子也下不来。”

    “三毛，那不是我们的事情，看见这种可怜的人，我心里就烦，你能把他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慈善机关，何况，他可以在瑞典进养老院，偏偏住到这个举目无亲的岛上来。”“这里天气不冷，他有他的理由。”我争辩的说着，也就走开了。

    每天望着那一片繁花似锦的小院落里那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它使我心理上负担很重，我恨不得看见这鬼魅似的老人爬出来晒太阳，但是，他完完全全安静得使自己消失，夜间，很少灯火，白天，死寂一片。他如何在维持着他的带病的生命，对我不止是一个谜，而是一片令我闷闷不乐的牵挂了，这个安静的老人每天如何度过他的岁月？

    “荷西，我们每天做的菜都吃不下，我想——我想有时候不如分一点去给隔壁的那个加里吃。”

    “随便你，我知道你的个性，不叫你去，你自己的饭也吃不下了。”

    我拿着一盘菜爬过墙去，用力打了好久的门，加里才跛着脚来开。

    “加里，是我，我拿菜来给你吃。”

    他呆呆的望着我，好似又不认识了我似的。

    “荷西，快过来，我们把加里抬出来吹吹风，我来替他开窗打扫。”

    荷西跨过了矮墙，把老人放在他小院的椅子上，前面替他架了一个小桌子，给他叉子，老人好似吓坏了似的望着我们，接着看看盘子。

    “吃，加里，吃，”荷西打着手势，我在他的屋内扫出堆积如山的空食物罐头，把窗户大开着透气，屋内令人作呕的气味一阵阵漫出来。

    “天啊，这是人住的地方吗？”望着他没有床单的软垫子，上面黑漆漆的不知是干了的粪便还是什么东西糊了一大块，衣服内裤都像深灰色一碰就要破了似的抹布，床头一张发黄了的照片，里面有一对夫妇和五个小男孩很幸福的坐在草坪上，我看不出那个父亲是不是这个加里。

    “荷西，他这样一个人住着不行，他有一大柜子罐头，大概天天吃这个。”

    荷西呆望着这语言不能的老人，叹了口气，加里正坐在花园里像梦游似的吃着我煮的一盘鱼和生菜。

    “荷西，你看这个，”我在加里的枕头下面掏出一大卷瑞典钱来，我们当他的面数了一下。

    “加里，你听我说，我，他，都是你的邻居，你太老了，这样一个人住着不方便，你那么多钱，存到银行去，明天我们替你去开户头，你自己去签字，以后我常常带菜来给你吃，窗天天来替你打开，懂不懂？我们不会害你，请你相信我们，你懂吗？嗯！”我慢慢的用德文说，加里啊啊的点着头，不知他懂了多少。

    “三毛，你看他的脚趾。”荷西突然叫了起来，我的眼光很快的掠过老人，他的右脚，有两个脚趾已经烂掉了，只露出红红的脓血，整个脚都是黑紫色，肿胀得好似灌了水的象脚。

    我蹲下去，把他的裤筒拉了起来，这片紫黑色的rou一直快烂到膝盖，臭不可当。

    “麻疯吗？”我直着眼睛张着口望着荷西，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不会，一定是坏疽，他的家人在哪里，要通知他们。”“如果家人肯管他，他也不会在这里了，这个人马上要去看医生。”

    苍蝇不知从那里成群的飞了来，叮在加里脓血的残脚上，好似要吃掉一个渐渐在腐烂了的尸体。

    “加里，我们把你抬进去，你的脚要看医生。”我轻轻的对他说，他听了我说的话，突然低下头去，眼泪静静的爬过他布满皱纹的脸，他只会说瑞典话，他不能回答我。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一社区另外一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一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一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和一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一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一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一点稀饭又爬回家去。“其实，我一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的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