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为什么写作 (第2/5页)

“女性白日梦”很对。但是男性有没有白日梦？当然有，但是男性的白日梦就直接叫“白日梦”或“主流白日梦”

    所有这种词，都是“弱势集团”用来自卫的术语，强调自己应当特殊的对待。以前的文学史，都是男人主宰；文学评论，是男性批评家世界；写小说，是男人的事。这才需要强调女性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须有多少女性干部硬是得提拔培养一样。

    我们要看一下中国文学界读书界，女性作家有没有必要再标榜女性主义？

    我个人觉得没有此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弱势集团，至少我不想做一个弱势群体中的人。

    我愿意男作家、男评论家、男读者，就把我虹影当作家，别当什么女作家。实际上读者不会因为作家是女的就照应一点，没有上级，比如当初参加作协时，因为我是女的就特别培养我。

    我认为，中国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男作家竞争，抗衡。不打“女性主义”旗帜，不自贴标签，我们也能做到写出好东西，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

    如果我作品中有女性特征，属于女性主义，那我也不反对。男作家也一样有男性主义。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我本人生错了性别，既然为女的，我一些小说中的第一称叙述者就很自然是女的，她会从女性角度看待世界，所以，我的女性主义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必有意为之。新长篇《阿难》如果有女性意识，也是这个意义上的。

    记者：你的《阿难》又将诠释诸般的女性经验，或者是什么新的路数？

    虹影：刚才我已经表明我的立场。写《阿难》这部小说时，我正在处理《K》，别人牵我进官司那些劳心费神的事。当时我在恒河边，真想一头跳入河里，一了百了，极端绝望。所以写《阿难》对我是一个锻炼，我必须心平气和，心静如水，每天清早坐在桌前，渴望跨越人世污浊的河，超越生死间的种种受苦。我得原谅这些磨难，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难》，若你爱《阿难》，你就会爱我。

    中国经济起飞了，人民富起来了，一部分人成了资本家，这好不好？当然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一部分城里人已经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当然是大好事。这点必须肯定。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不存在，况且是全社会商业化这样的猛剂。首先当然是改富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即职业道德，资本家也得有职业道德，至少有名牌意识。现在没有。一个个首富之垮台，大邱庄禹作敏、南德公司牟其中、厦门远华的赖昌星，都是恶例甚至罪犯，这个问题太大，《阿难》只是触及。

    书中叙述者“我”既是女作家，同时也是北京的一个调查人员，她负责监视的有重大走

    私嫌疑的南方一个大财团董事长，突然失踪。她得到情报，说是此人可能逃入印度。她觉得这没有可能，因为经济犯人一般逃亡欧美。但是她还是循迹追去，从德里开始，一路逐渐发现此人在印度流狼的踪迹，这个富商原先是流狼摇滚歌手，艺名阿难，现在似乎在重cao旧业；她也发现此人上辈的身世，他的父亲二次大战中是中国远征军军官，流亡到印度，并且爱上一个印度女子。我书中主人公的追踪，引出两代人流狼的故事。最后，当她决定离开时，发生了事想不到的事。

    此小说中流狼的路线，正是二千五百年前释伽牟尼与他的弟子阿难等流狼传教路线，一千多年前玄奘和尚也游历这一带。不同的是，如今的阿难流狼时已经没有信仰，在金钱诱惑下犯过罪，但有着漂流的愿望。他最后的结局，似乎不完全是畏罪，好像是这个漂流愿望的自然延伸。

    小说暗示了佛教徒出家云游，四海为家，作为生活方式，远胜于正在迅速商业化的社会

    中人心的污浊。解脱贪婪仇恨的办法，似乎是回向流狼的纯净。

    《阿难》一直存在于我的心灵深处。《阿难》好似一本言情甚至惨情小说，但实际上是有趣情节掩盖的问题小说——不仅是当今社会现实，而是我们灵魂如何安置的问题。

    2.于“海归”文学

    王干：虹影这两部小说写得很好，我真是刮目相看。

    很早以前我在《钟山》当编辑，1994年时我编辑过她的小说，那个时候虹影的小说还没有这么和谐，这么在节奏上掌握得很有分寸感。《K》控制得不好就会有海yin海盗之嫌，但如果控制得很和谐，就会让你觉得审美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冲突，谋求东西方文化的沟通。

    一般女性作家写不出来，就是碰上这个题材也不会写成这种模样，这和虹影的经历有关系。她原来在国内创作，后来到英国。她有机会也有可能同时反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把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有比较清晰的理解、把握。《K》把虹影这么多年来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性认识全部放进去，我们在小说中处处能感觉到她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悟。

    刚才我们是说小说以外的意义，从小说层面上讲，小说和谐、舒服是虹影采取了“零距离”的叙述手法。传统小说讲究跟人物之间的距离，不论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总是与笔下人物保持某种距离。《K》作家跟人物之间没有距离，这样看上去人物感受自然，亲切，不经意去看有一种日记风在里面。这跟作家的文化经历、文化准备、文化审美分不开。

    《K》里林写得最充分。朱利安呢，也零距离，这跟她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理解有关系。

    《饥饿的女儿》带有自传的色彩，用零距离也能解释，《饥饿的女儿》也有东方女性主义，是写中国西南地区女性的成长史，大量的苦难，对西方人来讲也不能理解，不可想象，也是东方景观。

    她早先的小说有先锋文化的痕迹，诗性大于真实性，《饥饿的女儿》与《K》是从诗性叙述到智性叙述，小说的内涵和寓义也比较丰富。虹影本身也是一个螺旋式的回归，她早期写诗，诗性叙述受西方先锋派文学的影响比较明显，她到英国以后，又回过头来发现了东方叙述的魅力，《K》里的叙述语言很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