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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 (第2/3页)
和器物花纹形式制度,如不和实物广泛接触,说发展、要证据时实在不可能说得深入而具体。照旧这么继续下去,个人研究走弯路,还是小事。如果这一位同志,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又具有全国性,本人又地位高,影响大,那么走弯路的结果,情形自然不大妙。近年来,时常听人谈起艺术中的民族形式问题,始终像是在绕圈子,碰不到实际。原因就是谈它的人并没有肯老实具体下点工夫,在艺术各部门好好的摸一个底。于是社会上才到处发现用唐代黑脸飞天作装饰图案,好像除此以外就没有民族图案可用似的。不知那个飞天本来就并非黑脸。还有孤立的把商周铜器上一些夔龙纹搬到年轻女孩子衣裙上和舞台幕布上去的。这种民族形式艺术新设计,自然也不会得到应有成功。最突出不好看的,无过于北京交道口一个新电影院,竟把汉石刻几辆马车硬生生搬到建筑屋顶上部去作为主要装饰。这些现象怪不得作设计的年轻朋友,却反映另外一种现实,即教这一行的先生们,涉及装饰设计民族形式时,究竟用的是什么教育学生!追根究底,是人之师不曾踏实虚心好好向遗产学习,具体提出教材的结果。“乱搬”的恶果,并不是热心工作年轻同志的过失,应当由那些草率出书、马虎教学的人负更多责任的。不把这一点弄清楚,纠正和补救也无从作起。正如谈古典戏的演出,前些时还有人在报纸上写文章提起,认为“屈原”一戏演出时,艺术设计求忠于历史,作的三足爵模型和真的一模一样。事实上屈原时代一般人喝酒,根本是不用爵的。楚墓和其他地方战国墓中,就从无战国三足爵出土,出的全是羽觞。戏文中屈原使用三足爵喝酒,实违反历史的真实,给观众一种错误印象,不是应当称赞的!反回来看看,人面杯式的羽觞的出土年代,多在战国和汉代,我们却可以用它来修正晋代束皙所谓羽觞是周公经营洛邑成功而创始的解释。 如上所说看来,就可知我们的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都必需和新的学习态度相结合,才可望工作有真正的新的展开。如果依旧停顿在以书注书阶段,注《诗经》、《楚辞》,固然要碰到一大堆玩意儿,无法交代清楚具体。即注《红楼梦》,也会碰到日常许多吃用玩物,不从文物知识出发,重新学习,作注解就会感觉困难或发生错误。目下印行的本子,许多应当加注地方不加注解,并不是读者已经懂得,事实上倒是注者并不懂透,所以避开不提。注者不注,读者只好马马虎虎过去。这对于真的研究学习来说,影响是不很好的。补救方法就是学习,永远虚心的学习。必需先作个好学生,才有可能作个好先生。 我们说学习思想方法不是单纯从经典中寻章摘句,称引理论。主要是从实际出发,注意材料的全面性和不断发展性。若放弃实物,自然容易落空。苏联科学家伊林说,我们有了很多用文字写成的书,搁在图书馆,还有一本用石头和其他东东西西写成的大书,埋在地下,等待我们去阅读。中国这本大书内容格外丰富。去年楚文物展览和最近在文化部领导下,午门楼上那个全国出土文物展览,科学院考古所布置的河南辉县发掘展览,历史博物馆新布置的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展览,及另一柜曹植墓出土文物展览,就为我们新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无比重要的资料。大如四川“资阳人”的发现,已丰富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分布区域知识。全国各地新石器中的石镰出土,既可说明史前中华民族农耕的广泛性,修正了过去说的商代社会还以游猎为主要生产的意见,也可说明西周封建农奴社会的经济基础,奠定男耕女织的原因。小如四川砖刻上反映的弋鸿雁时的缴架子,出土实物的汉代铁勾盾,都能具体解决问题,证明文献。还有说明燕国生产力发展的铁范,说明汉代南海交通的木船,说明汉代车制上衡轭形象的四川车马俑,说明晋缥青瓷标准色釉的周处墓青瓷,说明青釉陶最原始形象的郑州出土殷商釉陶罐,一般文史千言万语说不透的,一和实物接触,就给人一种明确印象。这还只是新中国建设第一年,十五万件出土文物中极小一部分给我们的启示。 另外还有许多种新旧出土十分重要的东西,实在值得专家学者给以应有的注意。近三百年的实物,容易损毁散失的,更需要有人注意分别收集保存。这工作不仅仅是科学院考古所诸专家的责任,而且应当是新中国综合性大学文史研究者共同的目标;也是一切美术学校教美术史和实用美术形态以及花纹设计重要学习的对象。因此个人认为高教部和文化部目下就应当考虑到全国每一大学或师范学院,有成立一个文物馆或资料室的准备。用它和图书馆相辅助,才能解决明天研究和教学上种种问题。新的文化研究工作,能否有一种崭新的气象,起始就决定于对研究工作新的认识上和态度上,也就是学习的新方法上。即以关于余、宋二先生注解而论(就宋引例言),有始终不能明白地方,如果从实物注意,就可能比较简单,试提出以下数事,借作参考: 第一条“头”引证虽多,但仍似不能解决。特别是用郑玄注礼,碰不到实际问题。因头上戴的裹的常在变,周冠和汉冠已不相同,北朝漆纱笼冠和唐代四脚幞头又不同。宋先生用“以书注书”方法是说不清楚的。若从实物出发,倒比较省事。“少年”极明显指的是普通人,就和官服不相干,应在普通人头上注意。西蜀、洛阳、河北各地出土的汉瓦俑,河北望都汉画,山东沂南石刻,和过去发现的辽阳汉书、山东汉石刻,和时代较后的十七孝子棺石刻,及画本中的《北齐校书图》、《斫琴图》、《洛神赋图》,及敦煌壁画上面,都有少年头上的冠巾梳裹可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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