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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梦 (第3/12页)

  我还写道,我早就料到,我的小说会使两类人不高兴:不开明的和不正派的。我的作品鞭笞的是假恶丑,有人为此不高兴,甚至撑不住风度终于愤怒起来,这正是作品的价值所在。至于您说我的小说“丑化”云云,那只能说明您自己神经衰弱,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在虚构的艺术空间里,让当今官场形形色色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集中到一起展示他们的灵魂。因而您对我的小说“上纲上线”我只能把这理解成别有用心。您在这方面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完全是“文革”模式,我表示遗憾,也觉得您很可怜。其实我这样分析自己的作品还太浅显了,可是说得太深奥了您也不懂,还是不说了吧。圣人有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我说,您会对我下手的。不过我相信您下手的时候也不敢太明目张胆,只能遮遮掩掩,变着戏法。因为面对真正的良知,您无法光明磊落。我父亲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遣回乡下老家二十一年,受尽磨难。家父因为年轻时的遭遇,空耗青春年华,平生无所建树,如今已垂垂老矣,但我对他无限崇敬,因为他的骨头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要硬,他比那些垂眉低眼的软体动物们高贵多了。我的父母早就知道有人对我的小说有看法了,他们除了担心儿子的安危,更多的是支持和安慰我。我的母亲认不得几个字,却懂得天底下的大道理。她说,儿子,不当官没关系,只要别跟那些贪官污吏们学坏了。万一出什么事了,回老家来,饿不死你的。有这样深明大义的父母,我什么都不怕。

    最后我说,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兢兢业业。我的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以外的事,不过就是晚上不打牌赌博、不走门子而已。著作权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重要的政治权利,是任何一位守法公民都不容许被剥夺的。因此,于情于法,我问心无愧。可是总有人以我业余写小说为借口,把我视为异类。我想错不在我,而是那些人自己太心虚了。先生,事已至此,我明白我将遭遇些什么事情的,我等待着。

    公开信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终于等待到了料想中的结果,就是二○○○年被分流出局。如果没有机构改革这个游戏,还真不知他们会用什么方法赶走我。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东西不为人知,比方我提到过的儿时做的那个梦,它似乎就预示我此生此世总是在被世俗抛弃。“世俗”二字用得不准确,可我不方便用更准确的字眼。

    伊渡:你这封信也够刺激的。可我觉得你说得句句在理,虽然有些火气。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胸襟宽大的官员不多。像伏尔泰当年收到别人的批评,他回信说,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已成为美谈。可惜的是这种胸怀的人不大可能出现在中国官场。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被分流出局,恐怕同这事有关。

    王跃文:事情已经过去了,评说它已没有意义。但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谁在那个位置上,也许都会发表他的所谓“个人意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会因为自己遭遇不公而嫉恨任何人。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他也许有很多敌人,但他没有一个私敌。我完全敢于毫不谦虚地套用这句话来评价自己的待人之道。要我嫉恨一个人,是件很困难的事。你嫉恨别人,别人仍然活得自在,痛苦的是你自己。我觉得自己年过四十以后,心态比以往更平和了。凡夫俗子,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来世上走一遭;又因为极偶然的机缘,有了那些亲人、朋友和同事,包括那些的确十分讨厌的人。但大家都得活着啊,何必着急上火呢?把什么都看得云淡风轻,多好啊!

    伊渡:但是从你的作品中看,你不是个很淡泊的人,你甚至很极端、很尖锐,有人说你眼睛很毒。

    王跃文:我为文有些锋芒毕露,但这同做人平和淡泊并不矛盾。生活当中,真正熟悉我的人,很容易把我当朋友。《国画》刚出版时,很多官场上的人托人请我聊天。他们同我见面,多喜欢开句玩笑,说我不怕你把我写进书里去。真有意思。官场上什么物种都有,林子太大了。有位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有回他在火车软卧里遇着位看《国画》的人,闲聊中知道他正是我原单位的。朋友便问他,看样子你很喜欢王跃文?那人马上愤然作色,说我恨死他了!朋友把他的奇遇告诉我,又博我一乐。想那位老同事看我的书,正像几十年前流行的一句话:批判地阅读。我原单位很多同事都看过我的小说,多是很坦然的。有的人是躲在家里偷偷地看,也有的拿白纸把小说封面包起来,像小学生包新课本一样,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看,遇着来人了,借站起来打招呼的工夫,身子往前一抵,就把抽屉关上了。真是好玩儿极了。

    我也听很多人说过,官场中人聚餐,其中有我的朋友或熟人,提议请我一块儿去聊聊天。有人马上反对说,千万别请他来,别把我们都写进小说里去。真有意思。不知这些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得感谢这些反对请我赴饭局的人,他们让我少去很多应酬。我很讨厌这类应酬,得听很多废话,自己也要说很多废话。我明白有些怕见我的人,也许明知道自己坏,却心安理得地做坏人。

    伊渡:这么多年来,有什么印象强烈的事情触动过你的灵魂吗?我想了解你的思想发展轨迹。

    王跃文:我首先要申明的是我没有所谓思想,也就谈不上什么思想发展轨迹。我只有些片断式的想法,不系统更不深刻。有人说我看问题一针见血,我也羞于承认。我是个凡俗之人,只是不太善于隐藏自己真实的看法而已。我自从踏入滚滚红尘,身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切都像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庸常而无奈。可是,正是这些看上去平淡的人和事,慢慢消磨着我们的人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越来越莫名其妙。

    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位极可爱的南下干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位老干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识,很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任老党性最强,要我们向他学习。每到发工资那天,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跑到组织委员那里去交党费。我曾把这个细节写进长篇小说《西州月》里。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头发长得像女人,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有回,有位年轻党员说,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毛主席头发长,蒋介石是个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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