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腮抵住他的脚背，来回磨擦，一直抚弄到他那双僵冻的脚温暖了为止。那个孩子被我弄得手足无措起来，我也不顾他反对，把他抱上了床，替他脱去衣裤，去找了一瓶双氧水，用棉花蘸了，替他把他胸上的伤痕轻轻洗干净，然后将一张厚厚的毛毯盖到他身上去。我坐在他头边的地板上，守着他，直到他闭上眼晴，疲倦地睡去。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斜对面中央公园里，树上地上都盖满了一层洁白的雪，太阳刚升起，照得一片晶亮，眩人眼目。我企立在窗前，一身的血，在翻腾，在滚烧，脸上一阵阵的热，如同针刺一般。从前的事，一幕一幕，象万花筒似的，拼凑起来。猛抬眼，我瞥见窗玻璃里，映着一具骷髅般的人影，多少年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

    “那个孩子，在我那里居留了三个多月。他的名字叫哥乐士，哥乐士是波多黎哥人，是从圣璜来的，他的英文破破碎碎，夹满了西班牙话。他告诉我，三年前他们全家移民到纽约，父亲不愿负担家累，弃家而走，母亲就那样疯掉了，给关进了市立神经病院。有一天，我们走过东河河边，哥乐士指给我看，对面河岸凸出一个半岛，半岛尖端，有一所红砖大楼，四周都围了很高的铁丝岗。‘我母亲就关在那里头。’哥乐士对我说道，他说他在纽约街头已经流狼了一年多了，遇见过不少奇奇怪怪的人，也染上了一身的恶疾。他的生殖器上，凸起一块块的红斑，我带他到医院去治疗，他患了二期梅毒，打了许多针。他的内衣裤总沾着点点斑斑黄浊的脓汁，晚上换下来，我便用消毒药水替他洗干净。我那铺单人床窄小，晚上我们躺在一起，我一翻身，手肘触中他胸上的创伤，总是痛得他从睡梦中叫醒，于是我便把我的床让了出来给他睡，我躺在他床下的地板上，在黑暗中，我听得到他均匀熟睡的鼻息。三个多月，我天天喂他鸡蛋牛奶，还有草莓冰淇淋——哥乐士人瘦，食量却大得出奇，每天可以吃一小桶冰淇淋哩—一他的面颊渐渐丰满起来，胸前那几道铁链子箍出来的创伤也慢慢平复了，结成一条条殷红的疤痕。有一天，哥乐士告诉我他要去探望他的母亲，可是他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然而，阿青，哥乐士失踪了，可是纽约的曼赫登那些棋盘似的街道上，还有千千万万个象哥乐士那样的孩子，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在流狼、在窜逃，在染着病，在公园里被人分尸。那么多，那么多，走了又来，从美国各个大城小镇。有时候在中央公园的树丛里，有时候在地下车站的厕所中，有时候在四十二街的霓虹灯下，我会突然看到一双闪烁烁的大眼睛，那是阿凤的眼睛，痛得在跳跃的大眼睛。于是我便禁不住要伸出手去抚摸那个孩子的面颊，问他：‘你饿了么？’有一次半夜我带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犹太孩子回家—一他蜷卧在公园外面人行道的长靠椅上，睡着了。我把我的床让给他睡，可是天还没亮，他却爬了起来，到处翻我的东西。我没有作声，看着他把我的皮夹从裤袋里拿出来，还顺手牵走了我一副太阳眼镜。又一次，我带了一个饿得发抖的意大利孩子回去，我煮了通心粉喂他吃，吃完后，他却倏地抽出一把弹簧刀来，逼我给钱，那天正好我的现款用光了。他以为我说谎，暴怒起来，一刀戳到我胸上，戳偏了，没有中要害。我倒在地上，也没有呼救，血一直沁到我的夹克外面来。我听得到自己的血一滴一滴落到地板上，渐渐昏迷了过去。第二天，房东太太叫救护车来把我送进了医院，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输了两千CC的血。我的rou体虽然很虚弱，可是感觉却异样地敏锐起来，敏锐得可怕，好象神经末梢全部张开了，一触便发痛。出院那天，是个星期天的下午，走出医院外面，八十二街近公园那里，靠墙坐着一个老黑人，一个满头花白的瞎子乞丐，眨着一双青光眼，在拉拉一架破烂的手风琴，冬天的夕阳把他那张皱得眉眼模糊的脸照得赤红。那个老黑人正拉奏看一首黑人民谣：GoingHome。手风琴的声音在寒冷的暮风里，颤抖抖的。我背着夕阳，踏着自己的影子，走着走着，突然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欲望：我也要回家，回到台北，回到新公园，重新回到那莲花池畔。可是我还得等两年。两年后，我父亲才过世——”

    龙子那汩汩上冒的声音，突然间好象流干了似的，嘎然中断。窗外那轮黯红的月亮，冉冉沉落到那几扇肥大的芭蕉叶来了，院子里的夏虫，一声短，一声长，仍在细颤颤地叫唤着。我的眼睛酸涩得张不开了，蒙着睡去。等到醒来，纱窗外已经透着青濛濛的曙光。我感到呼吸困难，胸上好象压着一根沉甸甸的铁柱一般，是王夔龙那只钉耙般的手臂，正正地横卧在我的心口上。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衬衫？阿青？”王夔龙带我回来的时候，问我道。

    “蓝的，”我说。

    “明天我们到西门町替你去买一件，”他把我脱下的衬衫挂到门背上，我的衬衫右肘，破了一个大洞。

    王夔龙要求我搬到他父亲南京东路那幢古老的住宅里，跟他一块儿住。

    “再给我一个机会吧，让我照顾你。”

    他在黑暗中向我幽幽地乞求道，他说怎么我也会有那样一双眼睛，一双痛得在跳的眼睛，他头一晚在公园里便发觉了，他伸出他那只瘦棱棱的大手，在不停梳耙着我的头发。离开家三个多月，在有一顿无—顿，昼夜颠倒的流狼日子里，也曾有几次，半夜里突然惊醒，有时在候车站的下流旅馆里，有时候在万华一间又脏又热的小阁楼一铺陌生人的床上，也有一次，竟倒卧在公园里博物馆前的台阶上，醒来的那一刻，心中确实渴望着有一间能长久栖留的居所，可是有人要收容我的时候，我却又借故溜脱了。我在公国里才出道一个星期，便遇见了一个好心人，一个姓严的中年人。他在西门町银马车当经理。他介绍我到银马车去当小弟，并且收容我到他金华街的那间公寓里。他对我说，才出来还有救，陷下去就要万劫不复了。我穿上了银马车雪白洁净的制服，托着咖啡、红荼、酸梅汤、芒果冰淇淋，十小时不停脚地周旋在那些到西门町来看电影买东西的客人中间。到了第四天晚上，我在厕所里悄悄地脱下制服，换上自己的衣裳，趁人不注意，从后门溜了出去。我从中华路朝着小南门一直奔跑下去，愈跑愈快，一口气奔回到公园里，跳到莲花池畔的台阶上。

    我突然起了一个逃走的念头，逃出王夔龙父亲这幢古老的官邸外面去。前些时在新南阳看过一张美国西部片：“黑峡双枭”是讲落为草莽出没峡谷的两兄弟—一哥哥是亨利方达演的。两人一生抢劫为恶，最后被官兵追赶，哥哥掉进了流沙里，弟弟伸手去救，一齐给拖进了泥淖中，两个人揪着扯着，慢慢沉沦下去，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