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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类2 (第2/3页)



    汪辉祖:《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六岁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女蹇修,而称其不yin,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得力,在"吃紧为人"四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佚名:《秋审小看》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纪录。包括浙江的:

    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金华、兰溪、绪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岩、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郭县、长兴、义乌、金华;

    安徽的:

    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壁、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

    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一九·一、宽一四·三公分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佚名:《周礼》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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