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公子升官 (第6/19页)

穿背心，把工作服挂在门边的铁钉上。工棚里没有其他人，工头给苏宗民递了支烟，苏宗民摇头，说自己不吸烟。那人点点头，掏出打火机给自己点烟。

    “有事吗？”苏宗民问。

    “没事，你忙。”

    工头在工棚里站一会儿，告辞。出门前他指着挂在门边的工作服问：“你的？”

    苏宗民点头。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随手塞进苏宗民工作服的口袋。

    苏宗民一时感觉惊讶，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待人家走后，他过去摸了摸工作服，在衣服兜里找到了一个信封。是那人留下来的，空白信封，一个字都没有。

    里边却有东西，钱，一百元。

    当天下午，苏宗民在工地上碰上那位工头，把他拉到一边，将信封奉还。

    “哎呀，小意思。”那人不接“插一点，加班补助。”

    苏宗民明白了。所谓“插”原来就是这个。

    几天前，在工地食堂吃饭时，苏宗民与两个筹建办年轻人同桌。那两人比苏宗民大几岁，在工地混了一年多，已经很油了。两人在吃饭时互相打听，都问对方：“给你插了没有？”表情比较暧昧。苏宗民听了纳闷，不知道两个小子插的是啥，难道是搞女人？两人还互相比较数目，彼此伸出的都是两根指头。

    现在苏宗民知道了，他们说的应当是这个“加班补助”所谓“插”没别的意思，就是形象动作，把信封往口袋里一插，简明扼要。看起来工头们“插”钱也分三六九等，苏宗民是新来，初入道的，等级较低，只能“插一点”别人两根指头，他一百元。

    苏宗民把信封“插”回工头的口袋。说自己的加班费指挥部已经给了。

    “都拿了呢。”工头说。

    他说别人他不管。反正不必给他。

    “你是，哈哈。”工头看着苏宗民，说了半句话，表情很特别。

    事情就这么过了。一个月后该工头又来了，再“插”这一次加了倍，二百。

    “大家都一样，真的。”他说明。

    他可能以为上回苏宗民嫌少，因此加了倍，一视同仁。

    苏宗民又把信封“插”了回去。

    “真的不要。”他说“再这样我拿去交了。”

    “小伙子怎么搞的？”人家不满了。

    苏宗民还是那句话：他就这样，别人他不管，不必给他就行。

    不久后苏宗民休探亲假回工地，拿了一张车票单据找陈头签字报账，陈头随口又问一句：“家里真的很困难吗？”

    苏宗民说：“是。”

    他不知道陈头什么意思。也许还一直记挂当年苏副专员的几十万元？认为小苏有这么几十万，报销几块钱的车票也太小气了。也许他还知道包工头送的钱被苏宗民“插”回去了，认为苏声称家庭困难纯属假话，要真是缺钱，为什么不拿？他老爹当年拿人几十万，他小苏拿几百块钱算个啥？大家都拿了，只有你不拿，总得有些缘故。

    从那以后，一直到水电厂建成，苏宗民行事一致，多一分不取。与众不同是要付出代价的，头几年他颇受猜忌，单位里最差最累的活差不多总是他的，好事当然总是没他。这人很沉得住气，一声不吭，叫干什么干什么，别人的事不闻不问不掺和，渐渐地大家就了解了，都说这小子虽然行事个样，脾气古怪，其实不错，并不多管闲事。

    下工地的第二年，有一个人千辛万苦，从省城来到大山深处，找到了苏宗民。

    是袁佩琦，她独自前来，整整坐了两天汽车。当时连山水电厂工地还不通班车，道路不好，交通困难，袁佩琦从省城出发，到地区换车，当晚住在连山县城，第二天才搭上一辆往工地载货的拖拉机，到达目的地。

    她见了苏宗民，非常惊讶，问道：“是你吗？怎么变成这样！”

    与大学时候相比，苏宗民已经变了一个人。苏宗民本就是小个子，工地上跑来跑去，风里雨里待了一年，被山间的大太阳晒得又黑又瘦，几乎成了个人干。工地里又是泥又是水，到处尘土飞扬，露天工作场合，衣服特别不经用，加上小伙子不善于收拾自己，整个人显得非常邋遢，工作服上的油污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袖口抽丝、肘部破损，那模样不像是技术人员，倒跟混凝土浇铸现场的民工差不多。

    袁佩琦到达时，苏宗民正在工棚里修机器，也不是什么大家伙，是一只手提扩音喇叭。工地上这东西很管用，特别是放炮炸土石方之际，最怕哪里突然冒出个人，让爆炸飞石砸死，出安全事故；因此用得上这种扩音设备，在放炮之前及早喊叫通知，让周围山岭的人能够听到。这只喇叭用过一段时间，突然坏了，苏宗民把它拆开，找了个电烙铁修理，干这种活他已经是师傅级水准。

    这时工棚外有人喊叫：“小苏，有人找！”

    袁佩琦掀开门帘，走进了工棚。从外边大太阳下走进来，一时间工棚里全是黑的，袁佩琦只见一个黑影从桌子边站起来，她眯起眼睛使劲瞧，根本看不出半点苏宗民的早先模样，顿时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

    “苏宗民？”她试着问了句。

    苏宗民笑：“你怎么找到这里？”

    她这才放心，这个笑容和口音不会错。

    袁佩琦还是当年大学里的那个样子，只是显得成熟了一些，背着个包，戴一副墨镜，还有一顶遮阳帽。大学毕业后，两人时有联络，或者写信，或者打电话，但是再没有见过面，这是第一次重逢。袁佩琦毕业后留在省城，改行了，她进了医疗单位，在省立医院行政处。她的父母都在医务界，她似乎注定要进那个门，哪怕当不了医生。

    忽然在工地上相见，苏宗民当然更为吃惊。苏宗民问她怎么不说一声，突然跑来了？她反问道：“不能来吗？”

    苏宗民追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不说。

    “谁告诉你路怎么走？沈达吗？”

    她承认，是沈达给她画了张路线图，告诉她在哪里转车，怎么进山。她是请了假，加上周末休息时间，专程来看苏宗民的。

    苏宗民很感慨。迄今为止，只有两个同学到过这里，一个是沈达，还有一个就是她。沈达是坐着局长的车，跟随前来视察。袁佩琦不一样，是独自一个，跋山涉水，特地跑来找他的。

    “听起来，你有些感动？”袁佩琦笑着问。

    苏宗民纠正：“是很感动。”

    苏宗民领袁佩琦参观工地，带她去了大坝浇铸现场，再走进正在开掘的引水隧道。隧道挖在石头山里，洞壁还没有敷砌，凿开的岩石露出截面，一盏一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