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2/12页)

在东普鲁士等地搞的荒谬勾当。伊尔泽的话我要是听就好了，她对我说:‘弗里茨，你要承认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可不是我们在一九二八年所想要的，也许那时候出于策略上的原因，我们还不得不支持特迪台尔曼。你得承认，兴登堡胜利了，一九四五年也是如此。那个好姑娘别去纠缠了，你们只会给她带来麻烦，而对你们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是啊，不过她确实是个工人，真正的工人，虽然出身于破落资产阶级出身。而且，是呀，有几次我们曾让她举着红旗跟我们上街游行，虽然我们不得不几乎把她灌醉，因为她胆小得要命。后来有几次，我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她也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台上坐着。今天一想起这件事，我还感到难堪。”(弗里茨本来就黑的皮肤明显地变得更黑了，是否这是一种脸红？这不妨问一问。顺便提一下，虚构的弗里茨这个名字是；“弗里茨”的真名笔者是知道的。)“确实地非常无产阶级化———完全不能接受资产阶级的利润思想，更谈不上去身体力行了———不过伊尔泽说得对:她害了我们，对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有这么一两次，她真的回答了记者的问题，当她被问到她的波利斯的情况和她在‘地下’向他学会什么时，她答道:‘祈祷。’她说出口的唯一的一个词是这个，这当然是反动报纸求之不得的，它们乘机给我们来上一条大标题:‘向德共学祈祷。德拉克卢瓦的金发女郎是特洛伊木马。’她不知在什么时候完全多此一举地真的成了党员，而且忘了退党。我们后来遭取缔时，马上就有人去搜查她家，这反倒使她发了牛脾气，说什么‘更’不退党了。有一次我问她，她为什么真的跟我们一起干？她说:‘因为苏联产生了像波利斯这样的人。’一想到她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确实成了我们的人，而我们却没有成为她的人，真能叫人发疯———而且，是啊，你脑子里的一切全都乱了，因为你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清，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为什么如今在西欧会受到挫折。唉，别提啦，我要去意大利。我很难过，听说她境况不佳。她肯定不愿把我想起，否则我就会请您代我向她问好。我当时真该听伊尔泽的话，听姑娘的父亲老格鲁伊滕的话———他的莱尼打着红旗上街时，他只是笑啊笑并摇头。”

    有一点也许还得补充:弗里茨和笔者互相敬烟，与此同时，弗里茨以一种近乎乐滋滋的蔑视出售那些受到他蔑视的资产阶级报纸。他卖报时的手势和姿态会使一个敏感的买报人感到是一种侮辱。弗里茨的评论是:“让他们去看这些玩意儿吧，这种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色，您如果读它，甚至还能听出作者们声音中少不了的傲慢腔调。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色情和吸毒的作品，就像他们从前抢着阅读教士们的货色一样，他们一本正经地穿特长衣服和超短裙，就像他们从前穿端庄的修女白上衣一样。我给您出一个好点子:投巴泽尔或克普勒一票，这样您至少能从第一手了解到自由派的胡言乱语。我嘛，人话我正在学，学意大利语，并散布这一口号:大麻是毒害人民的鸦片。”笔者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因为他总算弄清了莱尼一生中这段令人难堪的经历。但是他在走访其他可能的知情者时却一无所获，他们打开家门或房门时劈头第一句话就问:“一九六八年您赞成还是反对？”由于笔者抱有种种不同的动机，为种种不同的感情所左右，不能立即明白，至少在第一次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表态支持或反对二十世纪的整整一年。他因此对这一年苦思冥想了太长时间，最后正如他坦率承认的那样，出于一种几乎习已为常的否定需要回答了一声:“反对。”———这样一来，那些门就被永远关上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一家档案馆里找到了弗里茨所说的那张与莱尼有关的报纸。那是一份一九四六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报纸，所引的弗里茨原话已证实了“一字不差”(笔者)。此外还有两样东西引人注意，因此也许值得交代一下:一是文章本身的措辞，二是一幅新闻照片，在照片上是一个装饰着德共党旗和党徽的讲台，可以看到弗里茨以娴熟的演讲姿态站在台上———年轻得令人吃惊:大约二十五六岁至二十八九岁，还没有戴眼镜。后面是莱尼，她手持一面有苏联国徽的小旗，斜着举过弗里茨的脑袋，这种姿态使笔者不禁想起在最庄严肃穆的时刻规定要降旗的某些礼拜仪式中旗子所起的作用。在这张照片上莱尼给笔者留下了两种不同的印象:既讨人喜欢，又不得其所，暂且不说是———这可不能随便乱说———挂羊头卖狗rou吧。笔者真想把自己的全部洞察力用一面尚待发明的透镜集中到这张照片上，以便烧掉莱尼的形象。幸好在这张印得不清楚的新闻照片上虽然还看得出来她，但只有熟知内情者才认得出是她。但愿这张照片的底片不会在某个档案室里还保存着。也许那篇文章应该在这里全文援引用。上文已引用过的图片说明下面刊登的文章提要是:

    赤色分子受过基督教教育的年轻妇女学会祈祷。几乎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一个年轻女人———是否应更确切地称她为格小姐还是普太太我不知道———声称向一名红军士兵重新学会了祈祷。她是一个私生子的母亲，她自豪地声称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名苏联士兵，当她的丈夫普某在私生子父亲的国土上阵亡两年之后，她与这名苏联士兵开始了非法的婚外两性关系。她并不羞于为斯大林作宣传，无须提醒我们的读者提防这种荒谬行为。但也许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否还应把故作天真的某些表现形式归入政治犯罪的范畴？我们知道，祈祷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学会的:在宗教课上和教堂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祈祷:为一个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沉思的读者，也许应当偶尔为格小姐即普太太默默祈祷。她是有的此需要。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作祈祷的老市长阿登纳博士比这位据说出身于一个良好的但从任何方面看都已破落的家庭、误入歧途、可能神经错乱的太太(小姐？)的小手指所能掩盖的更有一些说服力。

    笔者强烈希望，莱尼当年也像今天一样难得看报。他———笔者———很不愿意看到她被基督教人士的这种文笔所糟蹋。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在这期间得到了核实:当年普法伊弗夫妇到格鲁伊滕家来向莱尼替阿洛伊斯求婚时马尔娅范多尔恩在门上刻下的记号被格蕾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