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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山居1961mdash;1 (第5/5页)
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离台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长信给姚从吾老师,其中说: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邪学人”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rou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车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狼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jianian,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xue,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就这样的,我就上了“贼船”虽然最后因为不能“从贼”而被开革,但回首之余,仍不无悔恨。悔恨我实在不该上船。去文献会工作是我结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献会后两个月,我便搬回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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