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山居1961mdash;1 (第3/5页)

认识了她。我约她来“碧潭山楼”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陋家具，都移给陈鼓应了。

    新店山居给了我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比如我终于接近了大自然（那时碧潭还没被污染）。比如我终于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军床）、比如我终于考上了研究所（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我没报名）。…新店山居虽有很多新经历，但是一个老经历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的时候，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信中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

    胡适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严停云女士（《智总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