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软李敖回忆录1970md (第2/6页)

人，带出带进。李敖便是这少数可靠朋友之一。他曾为我转出一些重要信件，但他恐不知道我频频与海外联络，目的是什么。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入狱重大罪名之一，我衷心歉疚，难以表达。

    我脱出台湾准备就绪，深知成功则生，失败则死。1969年末，我看见他时，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晤面，但不敢告诉他我的计划（这与我未透露给家人一般，是要让他们免陷于“知情不报”的重罪）。我还是照例约定下次密会的时地，虽然心里清楚，不论生或死，我会爽约，他不会再看到我的。临走时，我心里暗然向他道谢、道别、道歉了。我受难期间，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

    我到达瑞典以后，有一段时期仍与他保持联络。但所谈大都是轻松私事，不涉及国家大事。

    我在狱中，曾写了一篇《全体主义的迷惘》，出狱时偷偷带出，将原稿寄给李敖，请他评论。他立刻写了两篇意见，我非常珍重。我于1970年初脱出台湾时，不带行李，身上能带出的，极其有限，而李敖那两篇评论则是我冒险带出的极少极少东西之一，至今仍保存在美国。

    我脱出台湾后，李敖即受严密监视。他家曾被偷置录音器。他发现之后，将其拍照，也把特务人员监视他家的情形拍照下来，连同偷听器零件，全部寄来给我。这些相片和零件，与我一起辗转流狼多处多时，还在美国。

    彭明敏这些回忆，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先是国民党当局一得知彭明敏偷渡到瑞典，立刻把我软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干，对我紧迫盯了起来。这一紧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来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在我被软禁的这十四个月里，所谓专车一辆，一开始是‘华宝”字号的计程车，后来是“兴业”字号的计程车，最后是“永炯”字号的计程车，事实上，都是警总保安处的工作车化装的。当时保安处处长是吴彰炯少将，计程车字号是“永炯”显然有“永远是吴彰炯”之意。在专车一辆之外，一般是三人一组，每天三组，每组八小时，对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紧迫盯人。那时我住的是四楼公寓的顶层，他们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车就停在门口，和我的自用车（凯莉车以后与计程车同一品级的车，是我用过的第二辆汽车）遥遥相对。每次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过去彭明敏被跟踪的时候，曾向我埋怨说被跟多么讨厌，我劝他说你何必介意呢？只把他们当做“狗”来跟你就算了。彭明敏说李敖你没被跟，你不知道这滋味，等你被跟，你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了。后来我被跟了，我倒觉得满好玩。和我同时被跟的，有谢聪敏与魏廷朝，他们两位经常跟“这些狗”冲突。谢聪敏说他被跟久了，自己都有点神经兮兮，甚至洗澡时都感到仿佛有人在偷看，蹩扭死了。他报复的方法是到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忽然当众说明身份，并指着跟踪他的人，大骂是“国民党的走狗”！跟踪他的人反映到上面去，当时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主任卢金波（后来升官做刑事警察局局长）说：“让他去骂，你们忍耐几天，他们没几天好日子了！”魏廷朝的报复方法是“劳动改造”他经常穿上球鞋，吃饱喝足，突然跑去爬山，跟踪他的人身体不如他，也没吃饱喝足，也没穿球鞋，冷不防被他带到山上，叫苦不迭。魏廷朝一组一组这样“山地训练”“那些狗”也只好身带便当水壶、脚穿球鞋伺候。由于魏廷朝算出“那些狗”的交班时间，所以每每在交班前开门见山，制造临时情况，使他们不但不能下班，还得爬山呢！魏廷朝又知道“那些狗”为了不愿爬山，常常故意落伍，然后向上面谎报“叛乱犯”不知去向，所以他又爬得快慢适中，不使他们跟不上，他并且恐吓说，你们明明看得到我，就必须跟我，我爬你们就得爬，你们若开小差，我就报你们。所以，经常的“爬山团”是：魏廷朝早已到了山顶，坐在石头上招手，山腰上两个人还在慢慢爬，嘴中念念有词（外省人有词是“(入rou)你妈”台湾人有词是“干你娘”），非常有趣。后来他们实在吃不消，乃托跟踪我的人向我讲人情，转告他们只是奉命办事，是可怜人，请魏廷朝不要这样整人。正巧一天魏廷朝爬山不慎，从山上滚了下来，皮rou受伤，我告诉他说他们讲人情的事，于是他的“山地训练”也就告一段落。至于我的报复方法，是比较“阴险”的。我原则上是同跟踪我的人嘻嘻哈哈，不轻易报复，大家互相方便，我在方便中套取情报，并从中取利。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祸是双至的。我对双至有一个怪解释：当祸本身一至的时候，凡夫俗子本身就配上另一至，另一至就是苦恼自己。凡夫俗子遇到祸事，立刻做直接的苦恼自己的反应，于是祸上加祸，自然就双至了。我的办法是：我遇到祸事，第一就告诉我自己：“我决心不被它打倒，相反的我要笑着面对它。”这样一来，我就先比别人少了至少一祸。绝不配合祸，这还不够，我要把祸本身给“值四票价’，这才满意，什么是“值回票价”？《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说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种本领，化祸为福、转失败为成功，对人生说来多么重要！“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低手对不如意的事，是唉声叹气；高手对不如意的事，却能化成对自己有利。人要修炼到这一段数，才算炉火纯青。炉火纯青的人，不论在八卦炉里、在八卦炉外，都是一样逍遥。基于这种达者强者的人生观，我在被国民党软禁过程中，一直表面上悠哉游哉，骨子里却用尽心机，化成对自己有利。其中最有趣的一件，是我吃警察的一段故事。

    在长达十四个月的软禁过程里，最早担任跟踪我的，是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派出的警察，一开始是两人一组，我本来就是性喜在家的人，被跟踪后，尤其懒得出门。跟踪我的警察在我家门口，缺少运动（跟魏廷朝的是运动过度），益复无聊。他们打发无聊的方法，是聊天、逗小孩子、看过路行人和抬头对我的四楼东张西望。他们的名字，我当然不能全知，为了辨别，我就给他们一个个暗起外号。有一组外号叫“胖子”与“小子”的，好像最坐立不安，耐心最差，我在四楼，隔着百叶窗，用望远镜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