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星沉1966mdash; (第3/6页)

难的陈平景有记录如下：

    …五点五十分左右，二分局派行政局员娄（山东人，济东蓬莱，后查出名娄振岳）率彪形大汉四人（后始知其中一人姓那，又一人姓单。然不露面者，不知几人，居民围现状至热闹），着便衣，找敖之，告以上级命查禁《乌鸦又叫了》及《孙悟空和我》二书。时左已将《孙悟空和我》约千五百本包好装在板车上，正拟运出。

    敖与娄均态度平静，敖之谈笑风生，颇见功力也。然厂主林某因事出仓卒，且无经验，顿时面如土色，喃喃喊苦。

    六时半二分局长郑（福建人，后查出名郑文杰）来，人矮、着西装，状颇文雅。详讯印书情况，及奉命查禁之情形（只说上级，未说内容）。又市警局派黄某（福建人，认识柏杨，管书刊查禁的）来，红色警车来三次，拉走已上车之《孙悟空和我》及已装订未装订已叠未叠里封外封等，又拉走《乌鸦又叫了》全部未装订、里外封及海报。嗣因警车太慢，分局长下令雇一板车来。时张、左均离开，敖及平景与之周旋焉。

    敖嘱平景外出一次…

    八时郑命三警员继续搜查工厂，请敖之到警局谈，敖说：“我的朋友陈先生还要上课，他可否先回去？”郑不准，共到二分局。

    九时吃了四菜二汤。市警局副局长来，只一露面。郑局长介绍“这是李先生”与在吃饭之敖之打招呼。旋由娄讯敖之，至十二时十分。郑在分局长室与市警局副局长闭门而谈。工厂林厂主十一时偕三警员来，手抱剩余之书及纸等，在分局长室密谈。林太太抱小孩来，敖之说你丈夫不出来，我绝不走，请放心（林十二时离开分局）。

    十二时二十分离开二分局，共抵家，筋疲力尽矣！

    到了第二天，装订厂四面警卫重重，对面且有便衣二人监视，当是警备总部政工人员。声言不准带走任何东西，林厂主恳求我们离开，我们觉察到所禁之书，绝不止于昨天那两本。傍晚幕后人曝光，警总政治部李中校等二人出面，邀我一谈。李中校即李国谨，此人握手时如瘫痪病人、手软如棉，一点力量都不用，十足政工嘴脸，先使人了自指掌。他通知我，《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中，《乌鸦又叫了》、《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叫吧》等六本书全被查禁；《妈离不了你》、《传统下的再白》、《大学后期日记甲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在涂掉蝴蝶页及封底后，可以发行。我问他如何涂掉？他说用大橡皮印沾黑颜料盖上去就可以了。后来我如法去盖，他又改口不同意，因为盖得不够理想仍有字迹透出，读者还是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而所谓上面的字，不过《李敖著作十九种》的书名而已！最后他同意的条件是撕掉蝴蝶页和封底，才准放行。我当时因读者来预约，无法应命，十本书能给读者四本也好，只好同意。这次告别文坛十书，出得如此狼狈，使我对读者实难交代。直到十三年后我复出，我才对向我“归队”的读者表示，我愿此生赠送我自己出版的所有的书，以为补偿，但读者很体谅我的处境，他们当年花了二百元预约，绝不好意思没止境地收我自己出的书，所以送了一阵，也没人计较了。

    我“读书破万卷”从没见到古今中外有国民党这种动辄在装订厂抢书的“德政”一般干涉意见自由的当局，方式有二：一种是预防制，包含（一）检查制、（二）许可制。（三）保证金制、（四）报告制。另一种是追惩制。按照国民党自订的法条，对报纸杂志的出版，采用预防制中的许可制，兼采追惩制；对书籍或其他出版品，采用追惩制。但追惩依法应在出书上市后、送审后，岂可非法跑到装订厂去抢未成书、未上市、未送审前的折纸与毛坯？由此可见，国民党既不能假民主地去实行大大方方地事后追惩制，又不能真独裁地去实行爽爽快快的事前预审制，只能行这种偷偷摸摸的“挂羊头卖狗rou”制，而这种制，却是最毒辣最整人的一种制：因为若行事后追惩制，则在送审后、查禁前，至少有两星期让人卖书的法律机会与活命机会；苦行事前预审制，则小民至少可以遵循文警大人的圣旨，知道何者可印、何者不行，至少不必黑字印在白纸上，再给抢走，这样岂不是枉赔检字费、排版费、校对费、打样费、制版费、印刷费、纸张费、管理费？…但国民党的毒辣与整人，作用正是在此！它就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后，再造成你的损失，使你进退两难；使你不但卖不到钱，反倒要赔印刷厂和纸行的钱！反倒要补偿读者预约来的钱！试问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造成损失，又有几个争取言论自由的志士仁人受得住呢？国民党统治的真不愧是“言论自由”的“民主台湾”！他们从不放弃言论自由，但可使你放弃自由言论！他们从不行独裁的预审制，但可使你领教他们行的是“预抢制”预审多麻烦呢！多不民主呢！审都不审，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地来番暗箭伤人，又多“禁书如草不闻声”呢！又多妙呢！

    在当局对我的秋后算账外，胡秋原他们也没闲着。他们利用他们取得的一封信，对我落井下石。1966年11月7日，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声讨李敖大会“邀约了国青民三党人士和若干文化界的朋友三十人”（有陈启天、胡秋原等等，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当时我已离《文星》，《文星》实际老板萧孟能竟然还派胡汝森去参加呢！）开会斗倒李敖。徐高阮等当场油印公布了我在新店山居时给胡适的信，并把我一状告到警备总部。在声讨李敖大会后第九天，胡秋原在他的当局奖助的《中华》杂志上（第四卷第十一号，总四十号），发表“徐高阮先生公布的胡适先生收到的一件信”于是我这封信，便从敌人手中公之于世。这信后来港台书刊颇多转载的，当然是《中华》杂志创办以来，最好销、最好看的一篇文章。我真的很感谢这些要把我送到警备总部的“文化人”因为只有他们这样为我“捧场”这封信才得以公之于世、不被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