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文献会1962mdash; (第2/5页)

迫害症”使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批评他只是李敖一个人的事。他用尽对我人身攻击的字眼，像“豪奴”、“犭折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问”等等。一口咬定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来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就是姚从吾。但他也不照照镜子，姚从吾打击他干什么？姚从吾是学界的“当权派”是台大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学界走板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1962年4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这表示说，胡秋原早在四月间，就认到姚从吾头上来了。另一方面，胡秋原又认到陶希圣头上，但他又不照照镜子，陶希圣打击他干什么？陶希圣是政界的“当权派”是国民党中常委、坐文学侍从之臣的第一把交椅，胡秋原全没当上，是宦海失意的人物，谁要打击他啊？可是，没有用，一个人犯了“幻想的被迫害症”是没救的。陶希圣告诉我说：“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可是，当时胡秋原的“幻想的被迫害症”已深，怎么都要一口咬定了。

    为了反击胡秋原对我的人身攻击。为了寻求历史的真相，我在1962年10月1日在《文星》第六十期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第二天，我有日记如下：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子也。

    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

    10月3日，我有日记如下：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

    “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会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我，我有日记如下：陶希圣转告：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先不必与人言。

    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

    表面看来，陶希圣对我实在够意思。但是骨子里，却大有文章。原来陶希圣是要趁机拉我入国民党！早在七月里，高荫祖就不再话中有话，而是开门见山的要我入党。我在7月11日有日记如下：“下午高秘书以中山奖学会选送公费留学理由，拉我入党。我谢绝。”8月28日有日记如下：“上午高荫祖言警总欲整我，但他说陶先生支持我。”高荫祖透露这些也是要我入党，说入党才一切方便。10月4日我被胡秋原告了后，陶希圣、高荫祖重申前意，明确他说还是入党才好办事，入党变成了“自己人”那时候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也名正言顺。警总方面想整你，也可以讲得上话。对这一好意，我都谢绝了。这时我早已搬离了文献会（5月19日搬到安东街二三一号三楼，是萧孟能和我分租的公寓），我感到离开文献会的时机，好像愈来愈近了。

    到了1963年3月，我自动在研究所休了学，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了。5月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执行秘书约我，出示陶希圣临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已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向我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我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好愈，谢绝“遣散费”谢绝替我另外找事的主意。我说我是干干脆脆的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请吴出面挽留我，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可是我知道他是徒劳的。

    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如今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笑。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5月14日，我有日记如下：

    下午办好移交，我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高荫祖说我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我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林明冈相送。泽洲请我留字，我为写“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等二词。吴相湘又找我，夜访之。谈到高荫祖向他说，李敖一年三个月来去了那么多次的南港，没报过一个车马费！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留名片向我致意，并送我一笔钱。我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方桂来台，姚从吾老师请他吃饭，他说他佩服李敖，盼能约李敖一起吃。5月8日，我在心园同他们吃了一顿饭，在座有毛子水、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