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ldquo;二进李敖回忆 (第2/5页)

周跑来自告奋勇一次。不过此公只会拔牙，不会补牙，我的一些牙齿都为警总所不齿，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对警总无法咬牙切齿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场面，是惊人的。大全科医生进到舍房来，在管理员巢边一坐，就以平均两分钟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后逐一蹲着前进，在大全科医生膝前通过，就算完事大吉。感冒来的时候极容易传染，所以打针场面更是惊人，不管多少人，只用一根针管一根针，也不消毒就插入药瓶吸药，然后人犯一排排屁股先准备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只换屁股不换针》，专写这种今古奇观。

    福利社营利是禁子牢头正式薪金、奖金以外的另一大财源，所以它的活动是洋洋大观的。福利社营利的基础，是跟管理上的“坚壁清野”直接有关，因为管理上“坚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资来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专卖和垄断。例如，福利社要专卖和垄断罐头、糖果、糕过了，于是接见室就拒收人犯亲友送进来的罐头、糖果、糕饼，但按“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八十五条规定，明明依法可送人罐头、糖果、糕饼，看守所岂不公然违法吗？谁说不是呢？可是违了又怎么样？

    按说水果总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难得你无法再送。葡萄吗？不行！葡萄会使人犯遣私酒，请拿回去！橘子吗？可以，但请你一个个把皮先剥开，我们才给你登记，因为橘子中间有空，可以把酒注射进去！你这位家属，你看看我们的福利社就在我旁边，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橘子呢？我们的橘子不要剥皮，买我们的好不好？

    “羁押法施行细则”第八十五条只规定可以送水果，但没“细则”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狱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后整人犯和人犯亲友，想想看：一个人犯亲友老远的跑来土城，等了几个小时，还送不进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个个代剥橘子皮，这是什么景象；几小时后收到橘子的人犯，独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面对十几个全部没皮脏兮兮的橘子，又怎么处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里有蟑螂、蚂蚁代吃，第二天也烂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应罐头、糖果、糕饼、水果外，还可供应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单是：香菇炖鸡四百元。金针炖鸡四百元、四喜拼盘四百元、牛rou拼盘四百元，诸如此类，至于内容，天知道那是什么香菇、什么金针、什么鸡！当然，如果再加钱，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们惜别聚餐，可以叫到上万元的大菜，他们报请主管特准，也请我参加过，吃法是在走廊地k摊开报纸，上放诸盘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个小板凳），然后绕菜而食之。在市西餐厅吃饭，桌上有菜动人不动的大转盘英文叫LazySusan（懒惰的苏珊），我们这种菜不动人动的，实在该叫“忙碌的（男）苏三”我想，京戏里《苏三起解》的苏三小姐，都不能想像这种地方的高利润！

    人犯在法庭过堂回来，要脱光检查，管理员要查头顶。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后、查脚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门，以防肛门中夹带现金或烟毒，方式是人犯背对管理员，向前弯腰，以两手掰开屁股，露出肛门给管理员看。平均一个管理员一个星期看过的肛门，比一位直肠科名医一年看的还要多。有一次，我开中心诊所的杜圣楷大夫的玩笑，我说：“杜大夫，你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学直肠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开玩笑说：“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欢看屁股的人，实在可以来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员，——可看的屁股可他妈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没眼福啊！

    在书刊方面，看守所的查扣范围是很宽的，凡是书名上有“刀”“枪”“剑”“戟”“侠”“欲”“冤”“仇”等等的书，一概查扣。王拓住在这边的时候，有一次，家里送来一套“战争与和平”看守所的辅导组竟搞不清这是什么书，只是觉得书名怪怪的，乃报请“高等法院”检察处处理“高检”处皮球踢到“法务部”“法务部”说“查禁书刊应以‘查禁图书目录’所列者为准”而要所方“自行核办”这一踢皮球的笑话，显示了这些公务人员的程度。另外在报纸方面经常遭到切割后，才发给人犯（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其间有近五年的时间，甚至《中央日报》都不准看，所以根本不发生被切割的问题。雷震同我说，他坐牢可以看报，但是切割得很厉害，他抗议，监狱负责人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没办法，就改用墨来涂，不再切割了。但所谓切割，只是掩耳盗铃而已，重要的新闻，还是不久就可a“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投共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宗仁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原来是什么了。”台北看守所最早也用涂墨法，但嫌动笔大麻烦，就动刀了）。

    书报以外，看守所个把月会来一名教棍，来传福音一小时。人犯们因为可趁机在通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拥而出，大唱“我主耶稣”一阵而归。教棍来的时候，他们约我参加，我不去，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就是耶稣！”（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法官审问，我一言不发，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说话。”由此可见，我以做耶稣为常业，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稣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稣感。耶稣跟强盗钉在一起，我则和强盗关在一起，这岂不更“感同身受”吗？）教棍传教以外，宗教活动就全凭个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说来，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较多，尤以急来抱佛脚的多。不过，也有毁佛的例子。一个人犯，盼望无罪，大信其佛，不料判决下来，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将佛像一丢“干你娘”起来了。另有一种教棍，信得也颇虔诚，满口上帝，实在讨厌，不过他们倒也颇能自得其乐，此宗教鸦片之功也。宗教对人犯的自欺，不无帮助，有时候，它有助于人犯情绪的稳定，虽然这种稳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烟。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挂上四个扩音器，在收封后，也来点音乐，最可怕。我算来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