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生不逢时 (第6/6页)

好像和我说了一些什么，安慰了我一番。

    白建秋也和我聊了一会儿天。

    下课时，我到他们学校的小卖部喝了一瓶开封的酸奶，还行，挺便宜的，才卖九毛。我还买了几块泡泡糖，准备分给他们吃。小卖部的阿姨说开封人都挺穷的，物价比较低。

    中午放学后白建秋邀请我去他家玩。他们住在一个很生活化的小楼里，周围的建筑都很密集。我见过了他的爸爸，他父亲有点黑有点瘦，用乡音问候了我。建秋的房间还是比较干净的，有一把木琴，墙上贴着他自己画的画和乐队自制海报。“我打算今年买贝司。”他说。顾玲玲和他感情很好，两人不时打打闹闹。

    “我送你一块玉佩吧，咱俩当姐妹。”顾玲玲笑吟吟地对我说。

    “好，求之不得。”我说。

    她从小包里拿出一个小玉锁，说：“我还有一把玉的小钥匙，和这个配套的。你戴一块我戴一块。从今以后咱们就是姐妹了。”

    “是真玉的。”建秋在一边看着说。

    然后她拿头发丝儿做了一个实验，结果证明果然是一块真玉。

    “怎么样？我说吧…”建秋颇得意地笑了笑。

    我没有像预计的那样在开封住一个月，我只在那里呆了短短三天。

    下午我在李占武家玩。他带我去看看开封市区。他带我到一家音像店，说以前的《音像世界》和《朋克时代》都是在这里买的。这是开封市惟一一家能买到摇滚类杂志的地方。音像店里还有一些磁带和盗版盘。我还看了看衣服和新华书店。还有表、信纸呀之类。

    我们走在白茫茫的太阳下面，我穿着红色的T恤，黑白相间的格裙和红色的帆布鞋，耀眼的青春。后来我们走到一个小区里，那儿有一座废弃掉的礼堂，我们走到高高的水泥台阶上然后坐下来说话。我买了一瓶啤酒，他说他从来不喝酒，后来我们一起把那瓶酒喝光了。

    傍晚时李占武说请我吃东西。我们在闹市区吃了一些冰淇淋和饮料，我说你们这儿的东西真便宜啊！李占武揶揄地回答我：“是啊，我们这儿的人每月的工资也很便宜。”

    晚上我们把大家叫出来一起逛街。看衣服和小玩艺儿之类的。顾玲玲给我买了一条红色的丝线，给我挂玉坠用的。她亲手把项链挂在我的脖子上，我心里默默地想以后除了洗澡我再也不摘下它。

    第二天我又去了一趟他们的学校。不到一个小时后，我才告诉他们(除了鼓手李占武)我很快要走。建秋看着我说：去哪儿？“回家”“回哪儿？”我知道他已明白，但还是问了一句，我也知道我不想回答，但还是回了一句：“回家。”他愣了一下，点点头。当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贾佳还在打篮球。不，他还不知道我要走。但很快会知道。

    我到火车站附近的宾馆找我妈。自从她在来开封的头天晚上住在李占武家一次后就执意要住宾馆。我找到她，她正在房里喝水，梳头，看起来心情比较愉快。因为她知道今天就会回北京了，也许她很高兴我没有固执地要求在开封住上一个月，也许她觉得这次的开封之行还是比较安全的。谁知道呢。总之看到她高兴，我也稍微高兴了一点。

    建秋和李占武一直把我们送到火车站。

    他们目送着我们离开。李占武把他脖子上带着的银十字架项链取下来，给我挂在脖子上。

    寂寞高跟鞋

    我又回到了学校。

    这次我请假去开封的事让王老师对我非常不满。我们晚上回家都走西三环，经常会碰面，十分别扭。忍无可忍，我终于在周记上给她写了一段话：

    假设一下：

    我们是像伙伴一样互相理解和支持呢还是继续沉默不语？

    如果选择前一项我们找个私人谈话时间聊聊，如果选择后者那我无话可说，只能说明我又犯了一次傻。

    等待回音。

    发下周记时我发现底下多了几行红字：

    想聊聊？那要看你想说的是否是真心话。倒不是有种受骗之感，我只是觉得你根本没把我当朋友。毕竟有些事你该提前与我打个招呼。想谈的话，找个时间，你可以订。

    但我和王老师之间曾经互相欣赏的感情再也回不去了。我们不咸不淡地维持着并不平凡的师生关系。

    我们班上四个同学集体转学走了。到了一所专门教英语的学校，那所学校七年制，毕业以后就直接是大专学历了。听说那所学校的学费非常贵。走的是袁玲子、路莎、小猫和美宝莲。其中袁玲子和路莎关系非常好，小猫是班上惟一一个长得比杜媛漂亮的女生，美宝莲和崔晓笛非常好，她们四个关系也不错。

    她们有福了，她们逃脱了这所疯人扎堆儿的学校。我们坚信，无论哪一所学校都会比我们现在上的这一所要好。

    她们逃走了。而我这个最想离开的人却还在。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特别恐怖的梦。

    在梦中全都是绝望的爱，绝望的祈求，绝望的逃亡，绝望的希望。仿佛这个可怕的梦一惊醒就消逝了，抓也抓不住。

    (回忆总是很困难，现在我仿佛又闻到了制药厂那股豆腐味儿，梧桐树，台阶，建筑)

    当时在梦里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人给我的小姨喝一种黑色的饮料，我大喊着“不要喝！不要喝！”

    然后就是逃亡、逃亡，疯狂地奔跑，醒来后我害怕死亡，害怕冷冰冰的孤独寒冷，无论是生是死，就像那种被不得而知的神秘东西所控制，紧紧包住挣脱不了的梦魇气氛，那种你永远都不了解的极度困惑。

    热情来得快，走得也快。

    在我回到北京的几天后，我沉默了，不像以前那样在班里口口声声地说“精卵”但我开始问她们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有真正的朋友吗？你相信爱情吗？被问者有的摇头，有的点头，问到我，我茫然不知。

    你有真正的朋友吗？我问陈旭。

    她很决然地摇了摇头。

    “你呢？”她问。

    “我曾经有。”

    我心里真正想见的，是“无聊军队”他们。他们会带给我本性有的，一直被囚禁的热情、反叛和火热。多希望能早一天见到他们。我想念我总有一天会过上和他们一样的生活的。那时候在《北京晚报》上看到有市民投诉五道口附近有一帮摩托飞车党扰人清梦，我心有戚戚然地笑了。我知道他们是谁。真的就像那首歌唱的：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的、悄悄的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