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 (第2/3页)

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如果当时老师明白的叫我停课，我亦是没有一句话的。毕竟已经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那时候，我们是一周上两次课，同学不多，有时全来，有时只有我一个。别人是下课了匆匆忙忙赶来画室，而我，在那长长的岁月里，那是一周两次唯一肯去的地方。虽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没有挣扎。有一日画室中只有我一个人，凝望着笔下的惨败，一阵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我对老师说：“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我低着头，只等他同意。又要关回去了，又是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锁的后面，没有人看出我的无能，起码我是安全的。老师听见我的话，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着，第一次问我：“你是那一年生的？”我说了，他又慢慢的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那时老师突然出去接一个电话，他一离开，我就把整个的上身扑倒在膝盖上去。我也不要做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还会小，我的一生要如何过去，难道要锁到死吗？“今天不要画了，来，给你看我的油画，来，跟我到另一间去，帮我来抬画——”老师自然的领我走出去，他没有叫我停课。“喜欢哪一张？”他问。老师知道什么时间疏导我的情绪，不给我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不必严重，看看他的画，说说别的事情。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自有它的语言在呼应着我的心，只是当时不能诉说内心的感觉。以后的我，对于艺术结下了那么深刻的挚爱，不能不归于顾福生当年那种形式的画所给予我的启示和感动。“平日看画吗？”老师问我。“看的，不出门就是在看画，父亲面前也是有功课要背的。”我说。“你的感觉很特别，虽然画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有没有试过写文章？”“我没有再上学，你也知道——”我呐呐的说。“这不相干的，我这儿有些书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书架。他自动递过来的是一本《笔汇》合订本，还有几本《现代文学》杂志。“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老师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讲了这句话。对于这样一个少年，顾福生说话的口吻总也是尊重，总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给我改航道，用颜色来吸引我的兴趣，他顺口说出来都是温柔。那时候中国的古典小说、旧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杂志却还是看痴了去。波特莱尔来了，卡缪出现了。里尔克是谁？横光利一又是谁？什么叫自然主义？什么是意识流？奥德赛的故事一讲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着？Ｄ·Ｈ·劳伦斯、爱伦坡、芥川龙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们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来。也是在那狂风巨狼的冲击里，我看到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在那几天生吞活剥的急切求知里，我将自己累得虚脱，而我的心，我的欢喜，我的兴奋，是胀饱了风的帆船——原来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再见顾福生的时候，我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完全换了一个人。老师靠在椅子上微笑望着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说一句话，可是我是懂的，虽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鸣、沟通，不是只有他的画，更是他借给我的书。“今天画画吗？”他笑问着我。“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说。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糟了也不在意，颜色大胆的上，背景是五彩的。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间有了曙光。那是我进入顾福生画室的第三个月。每堂下课，我带回去的功课是他的书。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门的，可是对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师——”有一日我在画一只水瓶，顺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再好不过了。”他说。我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的写了誊了。再去画室，交给他的是一份稿件。我跟着老师六个月了。交稿之后的上课日，那份畏缩又回来了，永远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触角的时候，便打败了没有信心的自己。老师没有谈起我的稿子，他不说，我不问，画完画，对他倦倦的笑一笑，低头走了。下一周，我没有请假也没有去。再去画室时，只说病了，低头去调画架。“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这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一般击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着顾福生，一直看着他，说不出一个字，只是突然想哭出来。“没有骗我？”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了。“第一次的作品，很难得了，下个月刊出来。”老师没有再说什么，他的淡，稳住了我几乎泛滥的感触。一个将自己关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更何况老师替我摘星了。那一场长长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几乎死去。当我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我狂喊了起来——“爹爹——”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踉跄的跑到玄关的地方，平日的我，绝对不会那么大叫的，那声呼唤，又是那么凄厉，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哑灵魂一般。“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父亲母亲捧住那本杂志，先是愕然，再是泪光一闪。我一丢画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第二日，我还是照习惯在房间里吃饭，那几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们晚饭时讲学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总使全家的气氛僵硬，后来我便退了。不知不觉，我不上课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时的长春路、建国北路和松江路都还没有打通，荒荒凉凉的地段是晚饭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儿离家近，一个人去也很安全。白先勇家原是我们的近邻，白家的孩子我们当然是面熟的。《现代文学》刊出我的短文过了一阵，我一个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钻出钻进的玩。空寂的斜阳荒草边，远远有个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闲闲的晃了过来，我静静的站着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吗？确定来的人是他，转身就跑，他跟本不认识我的，我却一直跑到家里，跑进自己的房间里，砰一下把门关上了。背靠着门，心还在狂跳。“差点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时候——”在画室里我跟顾福生说。“后来呢？”“逃走了！吓都吓死了！不敢招呼。”“你不觉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师问说。他这一问，我又畏缩了。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书。过了一阵，老师写了一个纸条给我，一个永康街的地址，一个美丽的名字——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