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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第3/5页)
到头。楚南经济落后,消费却不低,打的起步价六元,比周边地市级城市都高。又常塞车,耽误时间也计费。从水电局到政协,顺利的话,刚好在起步价内,如果弯子绕得大一点,过十字路口被红灯多堵几秒钟就会跳表,变成七元五。因此冯国富每次坐车,眼睛都死死盯着车头的计费器,见快要跳表了,便叫停下车.宁肯多走几十米路,也要少出这一元五。自己拿着桑塔纳钥匙,不好再找政协报销打的费,省一个是一个。这个的每天都得打,每天跑上两个来回,长此以往,这笔开支还不是小数。冯国富心疼不已,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犯傻。也不知谁做过调查没有,中国到底有几个官员掏自己的钱,打的上公家的班。恐怕除了你冯国富,要找出第二个来,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还是过去痛快,只要出门,不论公事还是私事.坐的都是公家的小车,什么开支全都报销,不用自己掏一分钱。 偏偏还有的哥以为冯国富不认路,绕道而行.想多收他几块钱。原来冯国富说的是自己老家楚乡县的话,的哥以为他是刚从下面县里来的,好糊弄。中国南方五里不同音,翻过一座山,淌过一条河,山两边.河两岸,鸟叫和蛙鸣都属于不同语系,至于几处的人走到一起,往往你说你的俄语,我说我的英语,像是联合国开会。楚乡县虽然属于楚南市,话音明显不同。本来冯国富刚到楚南工作时,学着说过一阵楚南话,说得还算地道。后来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个说法,大人物底气足,就喜欢说家乡话。走到哪里都不改口。贺知章同志就是这样,在唐玄宗身边工作多年.也算高干了,可他从小离开家乡,到老都没改变口音,还作诗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得意得很。曾国藩同志做到两江总督和大学士的高官,还封了一等毅勇侯,可他总是一口浓重的湖南湘乡话。就连慈禧接见他,他说话时也不肯卷舌头。慈禧不知所云,说国藩同志哪.你的话我可是一句都没听懂,也不知你平时是怎么在台上作报告和发表重要讲话的。我这就叫莲英同志去找本语音学,你放谦虚点,拿回去好好学一学,下次汇报工作,可得给我说国语。曾国藩暗想,你听不懂可不是我的事,如果哪天湘乡话成了国语,你还敢说一句都没听懂吗?从古至今,也没哪个文件上硬性规定过,国语只能是什么话,不能是什么话。湘乡人是倔脾气,加上曾国藩工作繁忙.哪有时间学老佛爷御赐的语音学?以后上朝或老佛爷单独接见,曾国藩还是照说湘乡话不误。到得动情处,鼻音喉音腹腔音一齐都上来了,像公牛唱美声似的,老佛爷听不听得懂,也顾不得那么多了。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功高盖主,曾国荃和左宗棠他们极力怂恿他,干脆取清而代之,用湘乡话做国语算了,也好让人以湘乡话为标准,编本语音学,叫莲英同志拿去给老佛爷好好学 学。这个理由太充分了,曾国藩颇为心动。可经反复琢磨,又觉得湘乡话也太拗口,外面的人学起来,比学拉丁语还难,这不是为难老佛爷吗?最后曾国藩还是放弃了用湘乡话做国语的念头。 冯国富当年看到这篇文章时,刚好被任命为楚宁县委组织部长,成为一地核心领导干部。他从此再不说楚南话,像贺知章和曾国藩只说家乡话那样,到哪里都一口的楚乡话。冯国富当然不敢保证他说楚乡话,楚乡话就能成为国语,但他觉得说楚乡话就是有意思.不论大会作报告,还是小会发表讲话,或是与干部群众促膝谈心,底气都非常足。 这天的哥见冯国富说的不是楚南话,以为大鱼上钩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车拐进一条岔道,不紧不慢绕起了圈子。冯国富不动声色,倒要看他绕到哪里去。结果六元钱的车程.绕出整整十三元来。的士在政协门口停下后,冯国富没有掏钱,而是掏出手机.按下印在车窗玻璃上的举报电话,用正宗楚南话问的哥道:“这个电话该不是空号,多少管些用吧?”的哥一听傻了眼,知道这个乡巴佬不是吃素的,连说数声对不起,一分钱都不敢收,飞快地打开车门,请冯国富下了车。 坐了一趟不花钱的车,冯国富的情绪显得格外高涨。怪不得上面反复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冯国富这段跟群众一密切,一联系,就掌握了好多坐在办公室和专车上没法掌握的民情。只是仅仅掌握民情,没掌握权力,这个民情掌握了也白掌握。这也是没法子的,掌握权力的人想掌握民情,实在太不容易,总要到没掌握权力时,才有可能真正掌握民情。 晚上回到家里,跟陈静如说起白天辉煌的战斗历程时,冯国富仍是一脸的得意,很有成就感的样子,好像拣了个没设密码的大存折似的。还说:“打的上班就有这个好处,想打哪台就打哪台,想在哪里打就在哪里打,想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市区不是有三千多台的士么?这就意味着我有三千多台专车,三千多个专车司机。” 陈静如有睡前喝杯牛奶的习惯.当时正端了杯往嘴里送,听了这话.忍俊不禁,一张嘴,喷了一地的牛奶,指着冯国富笑骂道:“你赔我牛奶!占了回小便宜,就不知自己姓甚名谁了。要说今天这趟的士是你的专车,还算勉强说得过去,因为你没出钱。平时你打的可都是付了费的.你见哪个领导坐专车.领导本人掏过一分钱?” 冯国富本来也是高兴了,开开玩笑,还不至于浅薄到真以为市里三千多台的士都是他冯某人的专车,现在被陈静如一语道破,也就自觉没趣起来。以至于第二天上班时,竟犹豫着到底还要不要打的。不打的又怎么去政协呢?走路去,满街的灰尘又实在难以忍受,不像干红葡萄酒,加点柠檬或黄瓜什么的,可去苦涩。坐公共汽车,那份挤兑和酸臭,又太受不了了。坐出租摩托倒也方便,比的士便宜一半,没有计费器,不用担心摩哥绕道。可坐在摩托上同样要吃灰,又不安全。冯国富打的时,的哥总爱指着搭在摩托车后面的人,谆谆教育他别坐摩托,要坐就坐的士,说坐摩托是rou包铁,坐的士是铁包rou,人的命只有一条,丢了就拣不回来,出门在外,安全是第一位的。冯国富知道的哥恼的是摩哥抢了自己的生意,可细想这话也不是没一点道理,还真不太敢坐摩托。 犹豫了一阵,冯国富决定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打的。不想等了半天,竞没见一部的士经过,倒是好几部摩托车纷纷围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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