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二十七 (第6/8页)

讨论军队和老百姓的事务，大家意见有分歧，致使事情一直拖延。请求选用按察司一人负责纠正。”皇帝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年，因受到牵连，降职刑部主事，他又陈述时事，达数万言。太祖命令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其中说，几年来有才能的人，一百人中难得有一、二人幸存，当今任职的官吏都是迂腐文人和无能官吏。其中有很多忤逆和触犯皇上的话语。皇帝大怒，召见茹太素当面责问，并在朝廷上杖打。第二天傍晚，皇上再次在宫中令人朗读茹太素的信，从中体悟到了四条可行的建议，于是感叹说：“当皇帝难，做臣子也不容易。我之所以要求臣子直言，是希望他们能切中事理。文辞写得太多，便到了不知所云的地步。茹太素所呈意见，其实只要五百字就够了。”因而下令中书制订上奏的格式，杜绝大臣呈述奏文繁琐冗长。同时摘抄茹太素上奏中可行的有关条文下发到有关部门。皇上亲自在前面作序，颁发朝廷内外。

    十年(1377)，茹太素同官曾秉正先后担任参政，茹太素前往浙江。后皇上以侍奉父母恩准他还乡。十六年，茹太素应召为刑部试郎中，一个月后，晋升为都察院佥都御史，后又降职为翰林院检讨。十八年九月，晋升为户部尚书。

    茹太素刚正不阿，几次濒于治罪，皇上都宽容他。有一天，皇上在便殿设宴，恩赐茹太素喝酒，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叩头称是，即而续韵对答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皇上闻此十分伤感。没多久，茹太素降职为御史。后因陷害詹徽之事牵连，茹太素和同官十二人都被送进监狱治罪。后来茹太素因有罪被处死。

    李仕鲁，字宗孔，濮州人。他少年聪颖、好学，足不出户达三年之久。听说鄱阳朱公迁得到宋代朱熹的传记，就前往他处，学习朱熹的学说。太祖因此得知了仕鲁的姓名。洪武年间，诏令访求精于朱氏学说的学者，有司举荐李仕鲁，李仕鲁入宫拜见皇上，太祖高兴地说：“我找你已很久了，今日得见，相见恨晚。”任命他为黄州同知，并说：“我姑且用民事来考核你，不久我会征召你的。”当年，仕鲁的政绩显著。十四年(1381)，任命他为大理寺卿。

    太祖自登基后，就十分热衷于释氏之教，诏令征召东南戒德僧，多次于蒋山举行法会，应对称旨者动辄就得到金衤阑袈裟衣的赏赐，并召入禁中，赐坐并与其讲论。吴印、华克勤等人都得以提拔为大官，并把他们作为耳目。因此，他们横行霸道，谗毁大臣。全朝都没人敢说，唯独仕鲁和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辩。汶辉上疏说“：古帝王以来，没有听说过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的。现功勋元老都在考虑辞去官职，而缁流忄佥夫又乘机进谗言挑拨。如刘基、徐达受到怀疑，李善长、周德兴遭到诽谤，这和萧何、韩信遭受的猜疑又相差多远呢？希望陛下于股肱心膂，全部任用德行好、有才能的人，则天下的太平可以永保。”太祖没有采纳。诸僧怙宠，请求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立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职，都提高其品佚。道教也同样对待。度僧尼道士超过万人。

    仕鲁上疏说：“陛下刚刚创业，凡意旨所向都将成为子孙万世的法程，为什么舍弃圣学而崇尚异端呢？”奏章几十次呈上，太祖仍不采纳。

    仕鲁性格刚介，缘起儒学，正想推崇朱氏学说，以排斥佛教为己任。到了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以后，就请命于太祖前说“：陛下已深溺于佛教，因而臣子的忠告听不进去了。我归还陛下的笏，请求恩准我弃职回家。”太祖大怒，命武士把他抓起来，立即处死于阶下。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以国子生的身份被授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1376)，星变，诏令希求直言，伯巨上书，大致是说：

    “我观察当今之事，太过者有三：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

    “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能强干弱枝，遏止动乱的根源而崇治本。当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坐地，大概是出于对宋、元孤立，宗室势弱的弊端的考虑。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一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近次于天子之都，拥有充足、强盛的甲兵卫士。我担心几代以后，尾大不掉，然后再削诸王的封地并收回权力，则引起众怨，更有甚者诸王可能会兵起伐主，到那时防范就晚了。或有不同意见的人会说，诸王都是天子的骨rou，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又怎么会有抗衡之理呢？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何不看看汉、晋的历史呢？孝景帝是高帝的孙子，七国的封王都是景帝同祖父兄弟的子孙，然而一旦削他们的分地，则纠集军队向朝廷进攻。晋代的诸王，都是武帝的亲生子孙，易世之后，相互倾轧，于是造成了刘、石之患。由此可见，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就十分明确了。此臣所以为太过者。昔日贾谊劝说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假如文帝早采纳贾谊的建议，则必定无七国之祸。希望在诸王巩固统治之前，就限制其都邑的规模，减少其卫兵之数，限制他的疆界，此也可用以分封诸王之子孙。制度一制定，然后对诸王中有贤德、才华的召入任为辅相。其余的世代为藩屏，与朝廷共一体。割舍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除叛乱而安定国家，无不从此着手。

    “我又观察历代开国之君，无一不以任德结民心，以任刑而失民心的。国运长短，都由此决定。古代的圣贤废除了死刑，天子撤乐减膳，确是因天生百姓，而设立官吏，本意是使百姓生存，不是想他们死。不幸有不听教化者犯罪，不得已而动用刑罚。持不同意见的人说，宋、元中叶，专事姑息，赏罚无章，以致灭亡。皇上吸取教训，所以制定了严厉的刑法，权衡神变之法，使人知道害怕而注意自己的行为。我又以为不然。开国之主垂范百世，一动一静，必使子孙有所持守。况且刑罚，关系着人民的生命，怎能不慎重呢？笞、杖、徒、流、死刑，是当今的五种刑罚。用此五刑，既无假贷，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际，大多是圣上的旨意。于是迫使掌管刑律的官吏务必趋附圣上的旨意，揣摸好的功劳就大，不合圣意的就得以犯罪，想寻求法律的公平，难道很容易吗？近者特旨，杂犯死罪免死充军，又删定旧律诸则，减宥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