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七章 (第2/5页)

心灵向往知识及完善自我，所以对人们塞给我的枯燥无味的活计退避三舍等等，就像你在如今的励志小说里读到的那样。这两样都完全是胡扯。事实上，当时我对可以去干活而感到激动开心，特别是我得知格里梅特老头儿将付给我实打实的工资，一星期十二先令，其中我自己可以留下四先令。过去三天里我念念不忘的宾非尔德大屋马上被我淡忘了。我并不反对提前几学期离开学校，这种事同样发生在我们学校别的男孩儿身上，很普遍。某个男孩儿总是“要去”上里丁大学，或者学习当工程师，或者去伦敦“投身商界”或者去航海。然后突然，在得到通知后的两天内，他就从学校里消失了。两星期后，你会碰到他骑着自行车送疏菜。我爸告诉我这件事后过了五分钟，我就开始琢磨要一套新衣服，好去穿着干活。我马上提出要有一套“大人衣服”得有当时那种时兴的领子，叫“常礼服”——我觉得是那么叫的。不用说，我爸妈两个人都很震惊，他们说“从来没听说过”那年头的父母总是尽量阻止孩子穿大人衣服，越往后推越好，其中原因我一直不甚了解。每个家庭里，在男孩儿开始戴第一副高领圈，或是女孩儿盘起头发之前，总得有一场硬仗。

    那么着，谈话就从我爸生意上的问题，逐渐演变成一场有点耗时长久、唠唠叨叨的争吵了。我爸渐渐发怒了，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不时省略了“H”音，他发怒时容易那样——“好了，不给你。你想好了——不给你。”结果是我没争取到“常礼服”但在第一次去干活时，我穿上做好的黑色套服，还戴着宽领圈，让我看上去像是个身子骨长得太大的土老冒。我干活时动不动分心，真正原因都是那个。乔在这件事上甚至更自私，他因为要离开自行车铺而火冒三丈，待在家里的不长时间里，他总是游来荡去，成了个讨人嫌的角色，一丝一毫也没能帮上我爸。

    我在格里梅特老头儿的店里干了快六年。格里梅特是个人好身体好、长着白色连鬓胡子的老头儿，像是另一型号的伊齐其尔叔叔，只是矮胖得多。跟伊齐其尔叔叔一样，他也是个坚定的自由党员，可他不像伊齐其尔叔叔那样狂热，在镇上也更受尊重。他在布尔战争期间转过向，对工会恨之入骨，曾因为一个售货员保存一张基尔·哈代的照片而炒掉了他。他是个非国教徒——实际上，他在浸礼会教堂里是个不折不扣、响当当的人物，那间教堂在我们那儿叫“铁皮儿”——我们家是国教徒，伊齐其尔叔叔不信教。格里梅特老头儿是镇上的政务会委员，还是本地自由党部的一个干事。他的白色连鬓胡子、貌似虔诚地说着良心自由和党内老前辈的样子、他那巨额银行存款和有时经过“铁皮儿”时听到他所做的即兴性祷词，都跟人们所说的某个信仰非国教的传奇杂货商有点类似——我想你听说过，就像这样：

    “詹姆斯！”

    “在，先生！”

    “你有没有往糖里掺沙？”

    “有，先生！”

    “你有没有往糖浆里兑水？”

    “有，先生！”

    “那你来祈祷吧。”

    天晓得我们多么经常在铺子里悄悄谈论那种故事。我们甚至真的在拉起百页窗之前，以祈祷开始一天的工作，倒不是格里梅特老头儿往糖里掺沙，他也知道那样做没好处。他是个做生意的精明人，在下宾非尔德以及周围地区杂货生意做得一流。除了跑腿的、驾车的和自己当出纳的女儿，还另外雇了三个售货员（格里梅特是个鳏夫）。头半年，我是跑腿的。后来有个售货员去里丁“开张”了，我就从进铺子以来，第一次系上了白围裙。我学会了怎样绑包裹、装一袋葡萄干、研磨咖啡、使用熏rou切片机、切火腿、给刀开刃、扫地、掸去鸡蛋上的灰尘并避免打破、把货物以次充好、擦窗户、用眼估一磅奶酪、开包装箱、把一扁块黄油拍打整形等，另外最难记的，是存货的位置。我对杂货不像对钓鱼那样点点滴滴都记得清楚，可我也记得很多。直到今天，我还知道用手指扯断一段绳子的小窍门。你要是在我面前放一台熏rou切片机，我用得会比用打字机还顺手。我能给你吹上不同等级中国茶叶的不传之秘、人造黄油的成分、鸡蛋的平均重量以及一千个纸袋的价钱。

    就这样，在五年多时间里，这就是我——一个长着粉红色圆脸、鼻子有点扁平的机灵小伙子，头发是黄油色的（不再剪得短短，而是仔细抹了油往后抿着，以前被称为“溜光头”），在柜台后面来来去去。系着白围裙，耳朵后面夹枝铅笔，快如闪电地绑好一袋袋咖啡递给顾客，嘴里还说着“是，太太！没问题，太太！还要点什么，太太？”话里带着一点点伦敦腔。格里梅特老头儿让我们干活干得很辛苦，除了星期四和星期日，每天都要干十一个钟头的活，圣诞节那星期则是恶梦般的一星期。可是回头想一想，觉得那段日子也过得不错。别以为我没抱负，我知道我不会一辈子只当个售货员，我只是正在“学着做生意”而已。总有一天，不管怎样，我会有钱自己“开张”那年头的人们就是这样想的。记住，那是在战前，大衰退和政府开始发放失业救济金之前，谁都能在世界上一展身手，谁都能“开张做生意”世界上总容得下再开一间铺子。时光如梭，一九零九，一九一零，一九一一年过去了。爱德华国王去世，报纸边上围着黑框；沃尔顿开了两间电影院；路上的小汽车越来越多，开始有横贯全国的公共汽车服务；一架飞机——一个样子不大牢靠，不结实的玩意儿，一个人坐在中间为椅子状的东西上面——飞过下宾非尔德的天空，整个镇上的人从房子里冲出来向它喊叫；人们开始隐隐约约谈论那位德国皇帝越来越不可一世“它（指的是跟德国的战争）马上就要来到”；我的工资慢慢涨了，直到最后在战争爆发前已经是二十八先令。我一星期给我妈十先令作为食宿费用，后来情况没那么好时，给我妈十五先令。尽管如此，我仍前所未有地感到富足。我又长高了一英寸，胡子开始冒出来，穿的是带扣子的靴子，领圈有三英寸高。星期天在教堂里，当我穿着我漂亮的深灰套装，把圆顶礼帽和狗皮手套放在旁边座位上时，我的样子都像是个不折不扣的上等人，我妈很难掩盖对我的自豪之情。在干活时和星期四“出外散步”的间隙，在想着衣服和女孩以外，我颇有抱负，想像自己成了像利华或者威廉姆·威特利那样的大亨。十六岁到十八岁之间，我为“长见识”狠下了一番功夫，力图在商界做出一番事业。我纠正了自己说话中漏掉“H”音的习惯，而且很大程度上改掉了我的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