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意识流 (第3/4页)

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GG农场为了加强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戏，叫我组织一些略通文艺的劳改犯编排小戏。为了写好戏词，给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旧的《新华辞典》。我就问管教人员："我平时可以看看这本辞典吗？"他说："这个可以吧！"天呵，我这可有干的了。天天一有空，便抱起这本辞典看，一字一辞，一页一页，从头到尾，六年间我看了一遍半。《新华辞典》后边的附录部分还有各种历史、地理、科学的知识，我就背诵，直背得滚瓜烂熟，好家伙，简直一部百科全书呢！肚子里装下一部字典，会有多大学问？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呀，倘若不是被关起来，禁绝读其它一切书，我怎么可能成本背诵辞典？可是等我出来后对人一说，朋友都大笑说："这算什么学问！"果然，过后能用上的东西并不多，日久天长，那些曾经背诵得精熟的，不知不觉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更觉得自己被彻头彻尾地荒废了。

    在GG农场里，劳教人员对我说："你们文化局长怎么跟你这么过不去？你已经到这儿一年多了，又被开除了公职，按理说与文化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你们局长又亲自签字，追送来一份材料，把你定为-极右-？"

    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们局长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领导下一个艺术学校的业务人员，地位相差悬殊。虽然他有点官僚架子，但每次见到他，待我都特别和气，似乎还很赏识，究竟为什么非把我置于死地，还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劳教期满，GG农场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农场就硬把我的档案送到文化局，又给我一个户口条，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报户口。但我到了文化局报到时，他们说，一，我是极右分子，应该再回到农场；二，他们没见到我的档案。我一听就急了，去找档案，迫农场、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说没见到。没有档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的，生活也就没有收入。从那时直到七九年，我总共十六年没有工作，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无业游民，靠老婆养着，整天无所事事。是呀，刚才说过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时，文化局忽然把我的档案拿了出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会告诉你的。哎，我这样东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听明白？

    别看我没有档案，无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来，"十种人学习班"不要档案，马上把我弄进去。学习班并没有学习，而是天天受批判，挨斗，挨骂，挨打。

    不过我的情况有点例外，一是他们认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没有多少油水了，只是在斗资本家和现行反革命时，叫我站在一旁"陪斗"。二是我反右以来这些年当贱民的经历，已经使我对付这些事非常有经验了。我装得极其老实，绝不刺激他们斗争的兴趣，这就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殷勤、太积极、太主动，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动、太不以为然；既要摆出一种"有压力"的佯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乱人捶"，这分寸把握得比演戏还难。那些年在GG农场练出来的本事，在这儿全用上了。我像个熟练的大厨师，把自己放在锅里炒，不能"生"也不能"糊"。我还有两个优势，一是我有文化，会写毛笔字，凡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大小标语都由我来写；二是我有辆破自行车，可以供红卫兵们随便使用，骑坏了，我修好，他们再骑。你别笑，那时候只要叫我干事，我就感恩不尽了，可有个巴结他们的机会了。

    在学习班中打人非常凶，红卫兵很情绪化，高兴打谁就打谁。大概唯独我没挨过打。我真得感激在GG农场那段贱民的生活！这叫"在苦难中学习对付苦难的本领"，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位年轻人责问我们这些右派："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他们？"我真想对他说，如果现在把你放在老虎笼子里，你恐怕是第一个尿裤的吧！

    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点担忧。前两年我不再担心中国再有发生文革的可能，现在不了。样板戏又唱起来了，毛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者也要"讨个公道"了…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写这本书干什么？

    整个文革期间，我就像个玩具。人家来了兴趣时，也就是搞运动时，拿我耍一耍；玩腻了就丢一边，没人理，也没人管。

    六九年，闹着针对苏联的备战，大疏散。街道盾委会要把我遣迭到安徽老家，实际上是看上我家的房子了，他们想要，想分。但我们一家已经在上两辈就离开安徽，老家没根回不去。他们就想个办法，以"干部下放"为借口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区Z村，我算家属随迁。

    我有在GG农场干活的底子，干活不吃力；农村搞运动也比较松，我反而惬意多了。常常躺在农场炕上看看闲书，门外有鸡啼猪哼，窗前有鸟叫蝉鸣，虽是粗茶淡饭，更有菜清蔬香，此处岂非桃花源？我不亦陶渊明乎？居然过上一小段田园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罢。

    你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