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4/5页)

他火气大，说我在晚上与此人发生了什么感情上的事，而没有告诉他。男经纪人不是一个坏人，他是否超出职业外和顾客之间的纠葛，本不是值得讨论的，他懂得生意经，做我的书做得不错，他甚至先出定金，让我写自传，并且售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书本身不错。

    那之后发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亚看他的女儿和前妻，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那个夏天，他开始在停车场教我开车，因为我不得要领，他不停地朝我发脾气，态度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来听人说要想两口子关系变坏，就让其中一人教另一人开车。那年秋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我作为作家参加。他为我准备了个人创作简历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书的英文资料。在记者招待会上，男经纪人看见这份资料，认为我有意要跳槽，大为恼火，几乎当场与我翻脸。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欧洲国家请我去做新书宣传。他从来不去，他本意是好，让我自由。那段时间，他是我最好的秘书和精神后盾，所有我与欧洲出版社往来的信件都是他处理，我所有的银行支票、银行账和信用卡也是他处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学校教书，下午我与他通电话，他抱怨手头写的关于巴黎一朋友的论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仅花时间在我身上，还要花时间在我的朋友上。他说，他在大学教书是教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国，而我不肯回。

    我们在电话里争吵起来。他说你说死，那就去死吧。

    我说我会的。

    他说你是个口头主义者。

    我放下电话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药。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长衣裳，梳了梳头，躺在床上，心里非常感谢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难，没有一个人爱我，我也没能力爱人，更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说了告别的话就搁了电话。他一听不对劲，再打电话，我不接。他焦急万分，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办公室，他只好找在伦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离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门拗开，救护车也到了门前。

    安眠药起了作用，我被抬着上车，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人说：“她的丈夫来了。”便费力地睁开眼看。暮色之中，他背着他沉甸甸的办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这边张望，那么无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无辜，而且看上去那么孤独，那么悲伤。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边。他要带我回家，说是医生给我洗了胃，没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我心里满是内疚，对他说，对不起。

    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止住了。

    医院联系了心理医生，每周去两次。心理医生头发灰白，问了好些问题，其中涉及到我的身世和成长背景。这个人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功夫，对中国文革感兴趣，对三年大饥荒更感兴趣，对中国人到国外也感兴趣，对中国现代化及经济发展感兴趣。心理治疗成了我给他上中国当代历史课。

    我在英国看心理医生的同时，小jiejie出事了，她看见丈夫和保证要辞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里亲吻。于是，她拉着丈夫回重庆。在长途汽车上，突然遇到几个强盗抢劫，用尖刀逼着她丈夫交出钱包，丈夫不交，强盗要杀他，小jiejie去挡，结果她的右手掌几乎被刀砍断。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医院抢救，马上做连接缝合手术，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烫的温度在那手掌上是麻的，应天气痛。丈夫先是被感动，与那女工分手，没坚持多久，就不管小jiejie的感受，继续往来。小jiejie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里，天天与丈夫在一起，看那个女工怎么办？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请小jiejie来伦敦治手，想让她换个环境。

    我特别想念亲人，期盼小jiejie的到来。

    夏天小jiejie得到签证来伦敦，他非常高兴，陪我们两姐妹去布莱顿海边。车子从天体营海滩经过，那个在海边裸体的年轻的中国姑娘，她身边的中国丈夫手拿相机，变幻着焦距拍照。她怕水，还是走进海里，她笑，他不小心几乎跌倒，她止住笑，赶紧说：“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开着车，经过那片天体营，连看也未看一眼。

    车子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突然哭起来，不肯下车。他什么也没说，关上车门，只管朝前走，小jiejie拿着手提包，也跟着他走开了。我在车里看着他和小jiejie朝海边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鸥疯狂地叫唤，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与海融成一体。

    6年前我与他蜜月时来这个海滩，我们在雷声轰隆乌云狂卷向我们袭来的当头，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现在风平狼静，我却看不见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5

    自从我18岁离开家后，我从没把自己的事告诉过母亲。并不是害怕母亲不理解我，只是觉得母亲知道了，会为我担心。我把可以给她看的一面给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来。

    可是母亲，终究是母亲，在她的眼里，关于我，什么都难瞒过她。手背手心都是rou，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亲爱谁多一些，谁更受母亲关注。母亲爱我的方式，一向被压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应与母亲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却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样。

    时间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从伦敦回到重庆与父母住在一起，时值我的自传初稿快杀青，不过我还是抓紧时间每天工作在上面。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重庆许多厂子里发不起工人的工资。有杂志社将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母亲这儿。我因为才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母亲不让出外，她说她去邮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顶草帽出门，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归。我一会儿跑到阳台上看中学街，有无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跑到前面走廊看。父亲在他的房间里更是坐立不安。

    这么热的天，73岁的老人，到邮局，一个多小时爬坡下坎，会不会中暑？

    太阳都下到江心里了，母亲才回来。我对母亲说，我和父亲都着急坏了，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杯凉茶递给母亲。她把稿费交给我。

    我收过来，发现她不高兴。就进到里面房间，从皮夹里取出一些钱，放在一起给母亲。

    母亲不要，我非要她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