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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中山舰蒋介石评传里乾坤 (第1/4页)
第四节 中山舰浪里乾坤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出了锋头,权力大增,但他并不踌躇满志,因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于不做第二人想,一时的成功,更激发他更上层楼的野心与雄心。环顾当时的权力结构,国民党的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正处劣势,而其中人物颇与蒋有私谊,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而国民党的左派,特别是汪精卫,正红得发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蒋可及的党政资历,若要更上层楼,非向汪夺权不可。至于中共,既有组织与人才,又有俄共撑腰,断非蒋能控制。即使在军事上,他只是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以及控制俄援物资的季山嘉,绝无法独断独行。他不满这种“现状”的心态早已显露,俄国人事后回忆,对蒋介石当时“追求独裁,反复无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别深刻。(参阅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六六至三六七)是以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蒋虽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令人惊奇的仅是,发动得那么快。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变”或称“广州事变”事变的结果是汪精卫黯然离国,共产党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简单的夺权事件,竟变成错综复杂的历史之谜,除了蒋介石本人故布疑阵外,斯大林的一厢情愿,以及汪精卫的有苦难言,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害得历史学者们拼命猜谜。其实,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们不妨先看看当事人蒋介石于事后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为呈报事。本(三)月十八日酉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有变乱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幸赖政府声威,尚称安堵。唯此事起于仓促,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谨将此次事变经过及自请处分之缘由,呈请查核。谨呈军事委员会。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见《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五○;另参阅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山舰事件》) 此呈文写于事变后三日,去事未远,可视为第一当事人的最基本史料。我们可以据此展开来看。 呈文指控,李之龙矫命调动中山舰,升火达旦,有变乱之嫌,遂采断然措施。但是李之龙否认矫命(见《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黄埔军校史料》,页三五五至三六O),而且已有档案资料证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办公室主任孔庆睿,于三月十八日午后六时半因外洋轮船被劫,遂电请省办事处派舰保护。省办由交通股股员王学臣接的电话,并报告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欧阳钟。欧阳主任即亲赴海军局交涉,因李之龙代局长外出,由作战科邹毅面允派舰前往黄埔,听候差遣,再由海军局值日官“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李之龙知悉后,即决定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当时十时左右,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接到欧阳钟电话,谓十二时将有一舰来,作为保护商船之用。翌日早晨军舰出口,海军局邹毅科长要欧阳钟补办调舰公函,欧阳钟立即照办,此公函尚存,内称: 顷接黎股员电话云: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迅速派兵舰两艘为要。(《办事处交通股长欧阳钟致函海军局函》原件,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八) 李之龙的妻子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提出的报告,今藏南京二档馆,亦谓来人亲口向她说,奉蒋校长命令,有急事须派舰赴黄埔,听候调遣。 由上引档案资料可知,李之龙绝未矫命,调舰度清楚,而且调舰有因,为了保护商船。所谓擅自调舰意图变乱,便是空xue来风。而且当中山舰于十九日上午九时驶抵黄埔后,章臣桐代舰长即赴军校报到,出示李之龙代局长命令,并请示任务,由校长办公厅秘书季方的副官黄珍吾代为接见。据黄副官说,他向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邓不知调舰事,但请转知舰长候命。 此时苏联使团正在广州考察,要求参观中山舰,李之龙乃以电话请示蒋介石调回中山舰。是以调回中山舰亦事出有因,中山舰既有“候命”的指示,调回自当请准而后行,然而蒋介石却觉得可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研究这一段曲折过程,认为李之龙既未“矫命”“所谓蒋介石下令调舰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矫蒋介石之令的是欧阳钟”(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九)杨氏进而指出欧阳钟的背景,曾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任军校代理辎重队长,寻改任少校教官,再改任军校交通股长兼省办主任,系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之侄。换言之,欧阳钟的“矫命”乃揭示了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或用杨氏的话说,乃“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同书,页四四六) 但是杨氏没有注意到,调舰的命令初出自蒋介石办公厅的孔庆睿主任。孔主任为了保护商船调舰,有何理由不报告他的顶头上司?事前不禀告,已难以置信;即使事后蒋问起再报告,亦足以释疑。诚然,包括欧阳叔侄以及西山会议派与孙文主义学派等右派分子,固然有借故生事之事实,诸如散布谣言,图谋“拆散广州的局面”、“想促使共产党和蒋分家”但是假如蒋介石不因其个人野心,袒护右派分子,一秉公调查,调舰程序与人员一问便明,欧阳钟又何从“矫命”?“把戏”便会揭穿。如果欧阳钟果真“矫命”难道蒋介石始终蒙在鼓里,否则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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